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劳工通讯用了十年时间，尝试在中国大陆与劳工非政府组织及律师合作，协助各类企业工人通过与雇主集体谈判解决劳资纠纷、维护合法权益、改善工资待遇。十年实践证明，在中国，企业劳资集体谈判制度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遗憾的是，2015年，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大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国劳工通讯合作机构如火如荼的企业集体谈判制度实验和探索，也戛然而止，进入冬眠期。

2016年，在一个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上，中国劳工通讯与印度卡纳达卡邦班加罗尔市的FEDINA相遇，两个机构遂决定展开合作。

双方合作的具体内容是，第一步，中国劳工通讯依托过去十年间在中国大陆进行集体谈判实验和探索所积累的经验，对FEDINA成员“卡邦制衣工人工会”会员进行初级集体谈判技巧培训，以在工会会员中发掘有潜力的工会领袖和集体谈判代表。第二步，对这些潜在的工会领袖和集体谈判代表，针对所在制衣企业的产品、流水线、员工规模、管理模式等实际情况，进行度身定做式集体谈判技巧、策略培训，以及组织动员工人的技巧和策略培训。第三步，培训指导工会代表向企业提出集体谈判要约，直至企业接受并进入集体谈判。第四步，对已经成功展开集体谈判的企业工会代表，进行实时策略辅导，随时应对集体谈判中出现的各种状况。第五步，就工作环境、工资待遇达成协议后，确保协议得以落实。同时，准备下一步集体谈判事项，谋求工人工资待遇得以持续改善。

“卡邦制衣工人工会”经过六年努力，目前已经走到了第三步和第四步之间。

中国劳工通讯2004年起始于中国大陆的企业集体谈判实验和探索，虽在2015年被迫进入冬眠，但却有机会在印度卡邦持续顽强生长。实践再次证明，工会运动没有国界，集体谈判没有国界。

中国劳工通讯会持续把“卡邦制衣工人工会”集体谈判过程的回顾整理，编辑成中文版本，供中国工人和中国工会参考。

本文为中国劳工通讯印度工会报告《集体谈判——全球服装产业链上印度工会在行动》系列最终章。点此下载整份报告。

分章阅读链接：

引子及第一章：“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工会都能走上集体谈判之路”。

第二章：“沙希第八厂工会：被殴打也要把老板请到谈判桌上来”。

第三章：“泰波特工会：工人团结令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成为可能”。

第四章：“劳资备忘录签订后，印度工厂里的劳资关系得到改善”。

 

到如今，沙希工厂签署劳资谅解备忘录也有四年了，管理层确有遵守其中的条款，劳资双方仍然持续召开沟通会议并可以开展集体谈判。不过，管理层近来总是声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他们难以做出实质的让利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工人。从2020年开始，卡邦制衣工人因疫情影响而再没能拿到足额工资，而且工人从2019年开始也再没有涨过工资。对于管理方的推脱，工人代表挺失望但又无可奈何。

新冠疫情确实给班加罗尔的工人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印度政府曾实施一段时间的封城政策，当时工厂都停了工，工人的工资福利也因此被大幅削减。自疫情爆发以来，这两家签订了劳资备忘录的工厂里很多事都按下了暂停键，包括工会的日常会议、工会与管理层的定期沟通会，都没有再规律进行。2021年，沙希第八厂总算又恢复了劳资沟通会议。不过，管理层在会上也坚决表示，疫情带来的打击太大，他们当前的利润实在太低了，目前工厂实在无法给工人恢复疫情前的工资待遇，更不要提满足工人的涨薪要求。

面对资方如此坚决的回绝，卡邦制衣工人工会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努力确保工人首先能在疫情中生存下来，同时，工会通过集体谈判确保工人拿回了在封城期间被欠发的法定补贴。

此外，他们还开始与供货商和国际品牌商讨新的全球供应链定价模式，因为工人在供应链上并非没有角色，工人的待遇问题不应该没人代言。卡邦制衣工人工会的宗旨现在是，“一方面确保该行业辛勤工作的工人有稳定的收入和体面的生活，一方面还能确保行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2020年，卡邦亚文达工厂在疫情下开除上百名工人，拒不发工资。卡邦制衣工人工会协助他们讨公道。

疫情下苦捱的工人

2020年时，第一波新冠疫情传到印度，印度政府于3月24日宣布全国封锁政策。随即，班加罗尔的工厂宣布无限期暂停托儿服务，也不再提供交通以方便工人上下班。这就导致那些家有小孩的工人不得不待在家中照看小孩——这些人主要是没有帮手因而得亲自照看孩子的女工，还有一部分没地方送孩子去日托班的工人。

2020年5月16日至18日，有非政府组织做了个调查，采访了班加罗尔三个区的82名制衣工人。他们发现，63%的受访者没有获发2020年4月份的工资。这些工人被工厂告知，他们必须要自己想办法通勤上班，但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很偏远的地区，公共交通非常不便利，有的家里距离工厂100多公里。大家原本上下班完全是依靠工厂的班车，但封城导致公司班车和公交全都暂停，他们根本就无法去上班。

工厂却不管这些工人的实际困难。工厂那时单方面宣布说，任何没能到工厂报到上班的人都拿不到一分钱工资。首当其冲的，这便影响了那些得留家带孩子的工人和找不到车而无法去上班的工人。不过，就算有些工人好不容易解决了上班的交通问题，他们也不见得落下什么好处。那会儿，眼见能来上班的工人少了许多，管理层就强迫那些能到工厂的人每天加班，一加班少说也得一小时到三小时以上，工厂甚至还让这些人在公共假期也赶来上班赶工。即使后来印度政府解除了封锁令，许多工厂也迟迟未能恢复以往的交通安排，引得工人叫苦不迭。

卡邦制衣工人工会在疫情期间给工人派发口罩等抗疫物资。

2021年4月，印度又迎来了第二波严重疫情。当时，卡邦的工厂要不就是继续运转当做无事发生，要不就是关一下工厂然后很迅速就恢复生产，这样的后果就是工厂无法保证工作场所是健康安全的。如果工人们无法报到上班，他们就拿不到工钱，然后不得不变卖家当，找人借钱度日，甚至没钱的时候连食物等日常必需品都买不起。由于担心手一停口就停，许多明显感染了的工人不想被解雇，继续带病上班。

沙希工厂和泰波特工厂声称，由于工人在封城期间只上了一半时间的班，工人不配得到全额的工资。于是，工厂先是给工人发了第一个月的全额工资，从第二个月开始，工厂扣起了工人的部分工资，说因为第一个月的工资其实是工厂给工人的“贷款”，接下来工人要从自己应得的工资里把这笔钱还给工厂，直到还完了才不再扣款。工人权利联盟在2021年12月调查发现，班加罗尔地区和卡纳塔克邦有大约1000多家制衣厂违反了最低工资法，工人拿不到最低工资，还被拖欠了22个月的法定补贴。

在疫情期间，工厂管理层还单方面暂停了劳资备忘录规定的应与工人定期举行的沟通会。

虽然工厂里有了很多类似的糟心事，但工人代表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在疫情期间做的事情并没有减少，相反，他们更加扎实地做起工会的组织工作，为接下来恢复劳资沟通会议做好准备。

2020年3月，卡邦制衣工人工会举行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

邀请品牌方参与，工会展开新的集体谈判

卡邦制衣工人自疫情开始就再没能拿到足额工资，从2019年起他们的工资也一直没有涨过，因此，工会近年准备的集体谈判议程都集中在工资这一项集体诉求上。

2021年7月16日，沙希集团管理层与卡邦制衣工人工会之间召开了一次沟通会。会上，工会要求工厂把封城期间克扣的工资补发给工人。但沙希公司表示做不到。他们说，公司的利润空间早已大幅收窄了，并说当前的采购价由国际品牌制定，工厂没有多少能影响品牌的空间，因此公司实在无力继续给工人发出原来水平的工资。

公司虽然是把工资诉求推脱给品牌，但工会也由此意识到，品牌方在集体谈判中确实可以和应该参与更多。品牌方是服装产业全球供应链中最首要的得利者，对工人的工资有决定性影响。因为品牌方有能力设定采购价格，而价格必然影响到工厂作为生产商的利润。如果国际品牌没被拉来谈判桌上一起谈的话，那处在供应链最底端的工人，当面对管理方利润有限的说辞时，恐怕也只能自认倒霉地少拿工钱。

过去，品牌方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而在原则上肯定工人加入工会的自由权利和开展集体谈判的权利，但这些品牌并不亲身参与到谈判过程中，甚至对印度工厂里的劳资关系没有多少角色可言。像沙希这样的工厂，虽然建立起了劳资谈判机制，但劳资双方针对工资问题的谈判至今仍然毫无进展。

为了打破僵局，卡邦制衣工人工会在2021年底给8个在班加罗尔分包生产的国际品牌发信。工会告知他们，由于工厂声称受品牌影响，导致利润有限而无法承诺给工人涨工资，工会邀请品牌来加入工会和工厂之间的谈判，大家一起通过沟通来协商解决方案。

卡邦制衣工人工会的邀请寄给了好几个国际知名大品牌，例如Abercrombie&Fitch、Benetton、Carhartt、Columbia、迪卡侬、H&M、TommyHilfiger和凡斯，但最后只收到Carhartt、迪卡侬和H&M三个品牌的回应。一家品牌回应说，他们的供应链采购已经遵守了印度当地的法律法规。另一家则回应，他们并没有减少或取消在印度的订单生产。还有一家厂说，他们会采取措施确保供应商有足够的现金流和持续运作。尽管他们的说辞略有不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品牌承认自己的定价决定了工人的工资，更没有一家品牌愿意直接加入工厂里劳资之间的谈判。

卡邦制衣工人工会给品牌发信，邀请他们参与劳资集体谈判。

显然，尽管品牌总是对公众和消费者们承诺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这些仍然停留在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品牌还远没有真的采取行动来承担对工人的责任。

今年时尚革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22年只有4%的品牌有把他们在供应商的采购价格方面工人的工资成本这一项单独公开。如果品牌能做到公开这项信息的话，这对工会开展集体谈判将弥足珍贵。当前，印度制衣厂的工人们已经准备与资方就工资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而如何能够邀请到品牌更多参与劳资谈判，也是工会在努力的一个议程。

集体谈判本身是一个长期持续、永远在路上的过程。疫情之前，印度这两间工厂的工人们通过抗争及组建工会，在工厂里建立起了恒常的集体谈判机制。在疫情袭来时，很多工人面临生命健康的威胁、丢工作的威胁，拿不到工钱的工人们连吃口饭都难。但无论如何，劳资备忘录的签署本身有助于工人们日后争取更大的改变。疫情下出现的工人生计问题也反映，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紧密关联，品牌商、供应商、生产者、工人都是持份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环节的需要。卡邦制衣工人工会更深刻地意识到，工会在未来要做的事还多得很，工会还需要推动更多的改变，让工人更多参与到供应链的定价中来。

 

结语 集体谈判，全球服装产业链上印度工会在行动

卡邦制衣工人工会最近数年来在印度制衣厂组织工人争取集体谈判的故事就是这些了。

无论是在家暴案中介入，在工人求助后援助个案，还是在工人集体行动时介入，工会去到现场都能帮到个别工人。不过，若要令工厂长远改善工人的待遇和劳动尊严，必不可少的还是工人的组织基础与工厂内的劳资集体谈判。

在沙希和泰波特这两家工厂里，工人从集体行动转化为劳方与资方签订劳资备忘录，为之后的劳资双方展开集体谈判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劳资备忘录的签订只是一个好的基础，在那之后，劳资双方需要定期开会，沟通工厂当前的状况与工人需求，讨论工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工人的诉求如涨工资等等。

2020年以来全球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虽然工人此时正急需工厂提供帮助以渡过疫情之苦，但工厂管理方却也以疫情之名停止了和工人沟通。最近这两年，沙希和泰波特这两间工厂都以防止交叉感染的原因，不再召开原本要定期召开的劳资沟通会。尽管如此，卡邦制衣工人工会没有因此气馁或暂停工会的工作，他们仍然持续组织工人和讨论集体诉求，随时准备着在情况好转时重启集体谈判。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当劳资沟通会议恢复的时候，工会显然是有备而来，带着无数工人要求涨工资的诉求与工厂沟通。

不过，工资这项集体诉求成为了工会眼前难啃的一关。工厂尽管愿意坐下来和工会谈，却坚持说，因为按全球产业链的利润分配机制，工厂也处于较落后的一环，没有多少说话的余地，所以工厂现在实在没有能力给工人争取到更多的工资和福利。

这说法有其道理，也令工会开始注意到供应链中品牌的角色。

品牌本身在全球南方采购和指定订单生产，他们会拿走利润中的大头，变相设定了包括工人工资在内的价格。而且品牌商更可以对供应商提出诸多劳动权利方面的要求，才决定与供应商签署采购协议。他们对于工人的工资待遇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

过去，大家只知道品牌承诺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在实际执行中，品牌并不参与具体运作。而企业社会责任常常流于一些公开的给供应商的行为指引，如有收到违反的举报之后，品牌会派代表查厂并要求改善。品牌其实完全可以做得更多，他们不能一方面压低利润导致工人实际工资无法增长，另一方面却声称自己做到了尊重集体谈判和工人组工会的权利。品牌商在劳资关系当中可以扮演更多的角色，例如，在收到谈判邀约的时候，品牌可以参与到印度工厂乃至中国工厂的劳资谈判过程当中去。

2021年以来，卡邦制衣工人工会无惧疫情影响，成功争取到工厂管理层再度回到谈判桌上来，劳资双方沟通讨论工人的集体诉求。同时，工会也决定未来要争取品牌也参与到劳资谈判中来。因为品牌本身是供应链中至关重要的持份者，他们不能仅仅口头上允诺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却拿走利润大头，并回避自身应付的责任。

这也是卡邦制衣工人工会在印度工厂正在探索的集体谈判新路径，即邀请全球生产产业链上的所有持份者共同参与到劳资集体谈判中，因为任何一方的缺席都可能导致谈判进入僵局。唯有工人、生产商、供应商、品牌都坐到同一个谈判桌上来，大家才能一起面对、一起解决供应链中不公平的分配问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