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主:“双十一”过劳、被欠薪大军的新成员

“双十一”创办以来,2022年购物节的商品成交额增长率将会再创新低。

电商消费的减缓并不令人意外。自疫情后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科技行业持续裁员及压缩生产成本,电子、制衣等制造业的订单下滑,加上服务业持续收缩,愈来愈多工人要在平台经济打零工帮补收入。由此便引发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自媒体《驿站》的文章指出,2021年双十一全网交易额定格在9651.2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2.22%,创历史新低。为了让交易额的数据更好看,电商平台开始调整统计口径。结果,用户感觉双11越来越长,业界则更难分析销量数字。阿里巴巴在今年618消费节一反常态,不仅没有发布淘宝天猫的交易额,甚至连一些细分行业榜单、排名也没有公布。今年双十一,平台进一步淡化时间轴战报,不欲外界清楚消费数字。

双十一销情转弱,但快递员工作量未有减低

据微信号《快递观察家》了解,受整体经济下行影响,今年不少快递网点的人手尚算充裕。 《快递观察家》同时指出,“双十一的期望值普遍被看低,网点在积累了不少应对高峰经验的情况下,应付起来会相对从容”。

不过,快递网点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并没有因此而减低。 《快》表示,双十一高峰期间,网点的常态是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8小时”,“从早上5点忙到晚上10点甚至半夜”,这样的劳动时长已经超过2016年阿里研究院的调查数字:该报告当时显示,快递人员的工作时长在8-12小时的约有62%,超过12小时的则达到25%。

在网络上,一则快递工人日薪300元,一月能赚2万元的招聘广告近期引起热议。事实是,考虑到工人要完成的劳动量,300元对网点管理人来说并不高,而2万元的月薪则纯粹是一个概念上的数字。 《时代周报》的报导指出,快递员的长工时,而且在搬运过程有时要拎着几十斤麻袋爬楼,需要能吃苦,体力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很多工人一过双十一就会离职,根本做不足一个月。而且,11月20日双十一结束后,购物量会出现回落,网点完全可能再度压低工人的日薪。

招聘广告没有提到的还有:除了工作量,快递员还需要承担罚款的压力。当发生快递延时和被投诉的情况时,快递员会被公司罚款。发生丢件的情况,快递员则需照价赔偿。对临时快递员来说,他们由于不熟悉操作流程,十分容易因犯错被罚。这些快递员尤其反感的规条,并不会在双十一奇迹地放松。

图片来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平台血拼直播,主播成全天候复读机

为了在销情疫弱的环境下竞争,直播带货成为电商平台新的比拼点,直播主因此变成平台积极争夺的劳动力。

财经媒体《深燃》的文章引述一篇招聘广告,上面写上︰“高薪招聘女装主播,直播5-6小时,不坐班,全职月薪15K-40K,兼职150元-300元/小时”、“招带货主播,稳定收入1万+,日播四小时不坐班,上手就会”。但文章接着提到,在直播的血拼中,双十一期间带货主播的直播时间早已从日播四小时变成了一日三场,时薪大幅度飙升至1000元/小时,但商家和运营机构手上的主播依旧紧缺。

《深燃》访问的直播运营机构指,自从双十一开始,直播“基本上是连轴转,一天两到三场,上午下午还要在不同的直播间串场,这种情况在之前没有出现过”。由于全职主播的排期爆满,公司通过公会、院校,还有自有行业资源,一次招了50名兼职主播。

文章采访的店播主管表示,直播的经营基本上相当低配置︰“中小商家最基本的配置包括1-2名普通主播、一个上链接配合主播的助理、一个运营,加起来一个月大概要5万元的人力成本”,就算是对画面有更高要求,花费也可能只在10万元左右。

在这种相对简陋的环境下,直播主的工作“类似于复读机”,不停地在重复各种商品促销的台词。受访的主管表示,这样的工作“对人的磨损很厉害”,“想不停学习的主播很难长久留在店播这个职位上”。

图片来源:humphery/Shutterstock.com

直播行业野蛮生长,屡见拖欠工资、跑路、威胁员工

虽然美名为“直播主”,但是这些在镜头前吐沫横飞的“带货员”们在平台的面前绝大部分对自己的劳动内容和劳动关系,并没有什么主动权。这种新业态的劳动情况现时所受的关注明显不足。中国劳工通讯八月曾经报导,一名在浙江省杭州市从事直播运营工作的22岁女生,因连续加班突发疾病去世。据澎湃新闻当时报道,直播员的每日工作时间少则4小时,多则10小时,遇上“双十一”“6·18”这些购物节,则要24小时不间断进行直播。有时因为排班的原因,主播夜里12点才下播,又被公司通知要在早上6点到9点加一次直播。

新形态就业常见的劳动争议同样在主播行业出现,例如劳动者与平台、文化公司之间缺乏劳动合同,劳动者与公司之间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主播账号中内容的归属权等:

今年7月,呼和浩特的一名主播向媒体爆料自己被欠薪的经历,她称自己不但工资没着落,还得陪公司主管应酬,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第一个月发工资之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聘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9月,同类的事情也发生在陕西省西安市。在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的领导留言版上,工人表示一家名为星屿瀚传媒公司的文化公司“诱骗涉世未深的各种年轻女孩甚至未成年人为其工作,拖欠工资不给,并以各种理由扣钱”。

10月22日,《社会与法》节目则报导重庆市一家公司拖欠女主播工资,女主播上诉提出解约,但公司竟以主播“违约解约“为由,要索赔11.8万元。

类似这样的事件,反映由电商行业的竞争发展出来的许多新服务业部门,完全处于野蛮的成长阶段。而这种野蛮生长的背后逻辑仍然没有跳脱平台经济下,工人缺乏劳动关系保障的基本问题,对于长期关注劳工议题的人们来说不过还是旧瓶装新酒。然而对此,无论是地方的劳动部门和工会都仍然未有作出劳动状况的调查,以及有力的规管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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