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1日，43岁的饿了么骑手韩某在送餐途中猝死。韩某是山西人，在北京打工，当天早上9点开始送餐，到下午5点多，已经送了33单，就在送第44单香江北路某餐厅的订单路上倒下了。饿了么表示，韩某是通过蜂鸟众包APP注册的，与平台无任何关系，出于人道主义，愿意给家属提供2000元。
不到一个月之后，外卖员的悲剧再度发生。2021年1月11日，在江苏泰州一家配送站门前，47岁的饿了么外卖员刘进引火自焚，声称“我命都不要了，无所谓了，我要我的血汗钱。”刘进每天起早贪黑，工作12个小时左右，却发现11月的工资只有1000多元，比预计少了5000元。为了这被扣的5000元工资，刘进找了好多次配送点站长以及配送点的承包公司，但都没讨回工资，无奈之下自焚讨薪。
外卖员在送餐途中猝死和以自焚来讨薪也许只是极端个案，但两位外卖员的日常工作条件是整个外卖员群体的共同困境——在算法的驱使下，外卖员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送更多订单，来获得更高的工资；超长工时加大了猝死的风险，也给送餐之途带来了更多交通事故的隐患；平台和公司任意调整订单价格和骑手的工资，骑手对此却几乎毫无话语权和议价权；平台通过外包、众包等手段来模糊劳动关系、甩脱对外卖员的责任。平台声称自己与其商业帝国的基柱外卖员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广大外卖员在没有五险一金和劳动保障的情况下，听从于平台算法的安排每日奔波。
近年来，零工经济蓬勃发展，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从业者人数达到8400万，但这一庞大的劳动者群体的劳动保障仍迟迟跟不上。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于2017年收录到10起外卖骑手罢工抗议事件，到2019年上升至45起。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许多失业工人涌入外卖行业，尽管劳动条件变得更为严苛，但工人抗议大幅减少，一年中只记录到3起外卖员抗议事件。2021年，随着经济生产的复苏，外卖员的抗争也有所上升。
不论是统计数据，还是上述两起个案，都一再证明了外卖工人需要有组织的力量去与平台议价协商，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就此问题，中国劳工通讯电话访问了上述两起事件所在的地方工会，探讨工会是否可以代表外卖员，以及工会打算如何组织灵活就业的外卖员加入工会。
猝死于北京的外卖员韩某最后取餐的地点在香江北路某餐厅，就此我们联系了餐厅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孙河工会服务站。我们提出，在悲剧发生后，外卖平台推卸责任，说工人和平台没有任何关系，只愿意给两千块钱的人道主义协助，这种情况之下工会能否代表猝死外卖员家属争取工亡待遇？对这一问题，孙河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首先发问，“我不知道您说的员工是不是我们这儿建会单位的员工”。
工会只服务辖区内建会单位的会员，但很多企业雇主根本不建会，就算建会也不会在每个辖区建工会。是否是建会单位的会员，涉及到当地是否有外卖送餐员工会，以及外卖员如何加入工会的问题。而孙河工会服务站表示，该区还没有送餐员工会，“因为我们建会是以公司为建会的，不是说以个人或是一个集体然后他就建会了”。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首先要饿了么平台建立工会，骑手作为公司员工才能入会。
除了公司建会以外，孙河工会服务站又提出了辖区问题。工会组织关系由公司所在辖区决定，“它这个工会组织啊，不是说就是全都是我们辖区的就归我们管。像那个国企、央企，就不归我们管。还有很多企业是跟那个朝阳区直接管。还有好多企业是市里面直接管……这个饿了么它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平台，它不会受我们地区总工会管的。它有可能是市里面直管的吧，或者是区里面直管的。”听起来，如果企业雇主没在本辖区建会，地方工会对发生在当地的工人侵权事件就可以置之不理。
孙河工会服务站又指出，饿了么公司不在北京成立，其工会也不在北京。尽管北京有成千上万的外卖员，每天穿梭在城市中，维持着城市运转，但按照孙河工会的说法，这些劳动者似乎与北京地方工会没什么关系了。尽管如此，工会工作人员还是多次强调，朝阳区成立了快递行业工会，囊括多家快递企业，外卖员也应该包含其中，实现了百分百全覆盖。一方面是“行业工会全覆盖”，另一方面却是骑手猝死求助无门，令人疑惑全覆盖的企业工会究竟为谁而建。
此外，对于媒体已有诸多报道的外卖员猝死一事，孙河工会服务站对其真实性仍存怀疑。“如果有这个事件，我们乡政府一定会知道的。因为乡政府好多安全部门，还有劳动部门，安全生产这种，他一定会知道的，而且一定我们会开会共同解决的。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如此看来，虽然朝阳区有特殊行业工会百分百覆盖，工会和政府部门也有联动机制，但事故发生后，当地工会对于本地工人工亡仍不知情。
针对江苏泰州外卖员讨薪自焚事件，我们联系到了泰州市海陵区总工会。海陵区总工会表示，知道这起事件，此事目前由区政府网信办主要负责，其他部门配合。遗憾的是，从刘进收到11月工资，发现工资被扣，到最终愤而自焚，中间过去了18天。这18天里，他与公司进行过交涉，但没有找过工会。事件发生后，由政府处理，看来工会在其中也并无角色。
在海陵区，建会成为了症结所在，没有基层工会这一抓手，工会难以彰显力量，维护员工权益。海陵区总工会表示，目前在泰州还没有送餐员工会联合会。与北京做法类似，在泰州，外卖员也只能通过公司加入工会，只有公司成立了工会，外卖员才能成为工会会员。工会进一步指出了建会的重要性，“如果他建立了工会，我们（工会）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话语权吧。如果人家没有建立工会，我们去贸然，就是职工有诉求我们去找，企业他不听你的也没有办法。”看起来，企业雇主掌握有建会的主动权，而工会完全被动。如果企业雇主不同意建会，工会自认为没办法组织工人。而当工人有诉求的时候，在没有基层工会的企业，地方工会既不敢去组织工人直接成立基层工会，也不会主动代表工人的利益去与企业雇主展开谈判。
另一方面，海陵区总工会虽然表达了愿意为职工维权的意愿，却把工会当作官僚体系，为工人求助设置了诸多门槛。海陵区工会要求，工人得主动上门找工会求助，并且需要逐级访问各级工会才行。“如果职工他有反映、有诉求，那我们去帮他去调解、去维权，或者是帮他去法律援助。但是如果他不跟他们本级工会或者是所在地的工会去反映或者干嘛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比如说，这个企业的职工，他们成立了工会，职工有什么诉求，他可以先向本级工会去调解、去诉求、去维权。然后本级工会解决不了的，就向上一级，就是镇街所在的工会去。然后镇街再不能解决的，就到我们这个海陵区工会这边过来。”
从外卖员猝死和自焚讨薪两起事件，我们能够看到在新兴行业灵活就业方面，工会工作仍存在诸多困难。首当其冲是入会问题，各地工会仍在走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老路，而企业建会的传统模式一定程度上与灵活就业的现实相脱节。假如雇主不愿意成立工会，外卖送餐员就会进一步处于无组织无保障的状态。另一方面，外卖行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直接受聘于外卖平台的工人仅占少数，更多外卖员处在外包、众包模式下，这与传统行业中工人明确受雇于某家公司有所不同。
201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包括网约送餐员在内的八大群体入会，至今已有三年。大量的外卖员却仍然没有加入工会组织。显然，工会需要寻找新路径，组织新行业新业态的劳动者入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各地工会借工会改革的时机多多发挥主观能动性。
海陵区总工会虽然表达了为职工维权的意愿，但在如何推进八大群体入会、保障职工权益方面，以及地方工会在工会改革中的角色认知上，仍较为保守。“改革的话也不是我们，我们只能是执行，就是区工会只能是执行……老是要我们改革创新，但是这些东西，肯定是要有文件，有政策支撑的基础上我们再去做。你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敢去做。”外卖行业是典型的新兴行业，从业者和公司、平台的关系与传统的劳动关系有所不同，劳动保护状况令人担忧。要解决这一问题，工会需要更大的主动性和魄力。
有鉴于此，中国劳工通讯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突破依靠企业雇主建会的老路径，直接组建区外卖员行业工会，由外卖员个人直接入会。第二，在成立外卖员行业工会的基础上，由行业工会与几家主要公司进行行业协商，包括工资、保险、工时等劳动条件，让外卖员受到集体合同的保护。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CLB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孙河工会服务站、泰州市总工会、海陵区总工会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