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

 

从煤矿工人到送货司机：十年间，危险正在变化

21世纪初的经济繁荣时期，中国的安全生产表现不尽如人意。特别是煤矿行业，甚至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仅2002年一年，就有至少7,000名矿工丧生。死亡人数过百的事故也有数起，通常由瓦斯或煤尘爆炸引起，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2月这5个月期间，共发生3起重大事故，造成528名矿工死亡（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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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00年代中期开始，安全事故数量及死亡率显著减少，到2020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到228人，创历史最好水平，并首次实现无重特大瓦斯事故。继2018年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首次降到0.1后，2019年持续下降至0.083，2020年继续降至0.058。事故数量和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归功于00年代末大规模关闭和整合矿山，特别是山西省的核心煤炭地带；与此同时，进入10年代，中国煤炭价格和需求均有所下降，约有100万名矿工被解雇。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煤矿经营者比以往更重视生产安全，而且若煤炭需求日后回升，煤矿企业或会为了增加产量而绕过必要安全程序，或重新启用废弃煤矿，这样事故数量仍可能回增。

此外，重大事故仍每年发生，例如，2019年1月12日，在陕西省北部神木市附近，相对较新的李家沟煤矿发生井下冒顶事故，被困21名矿工全部遇难。2020年年底更接连发生多起重大煤矿事故。2020年9月27日，重庆松藻煤矿重大火灾事故致16人死亡。2020年11月29日，湖南衡阳耒阳市源江山煤矿重大透水事故致13人死亡。紧接着，2020年12月4日，重庆永川区吊水洞煤矿在井下回撤作业时发生火灾，致23人死亡。

中国工人死亡数量和事故数量一直稳步下降，虽然整体在速度上不及煤炭行业那么快（见下图）。从2005年到2020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了96%，而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总死亡人数仅下降78%左右。此外，2015至2016年度，事故死亡人数出现明显下降，不过这与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制度的更改有关系——根据《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2016年起，所谓的“非生产经营领域的事故”被排除在总数之外，但是，公报的确切计算方法仍不透明。

尽管生产经营场所的安全问题已经大大改善，但在安全隐患已经发生本质改变的情况下，生产安全仍存在显著问题。当中国经济从煤炭、钢铁等重工业向服务业转变，非正规就业模式普遍存在的电子商务平台冒起，正是在这些行业中，事故、受伤和死亡数量有所增加。

当前，送货员是中国最危险的职业之一。根据上海交通警察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但是，此类事故有许多都不被包含在官方统计数据中，例如重庆的外卖员阳松，2017年8月，他在一次14小时的轮班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事后，警察告诉杨松的母亲说，杨松要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外卖公司坚持认为，由于杨只是“独立承包商”，因此他的案件不能被归为工伤事故，也不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内。

为了在市场中分得一杯羹，美团、饿了么等主要外卖平台试图将成本降到最低，这种压力直接转嫁到了外卖送餐员身上——他们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订单，因此事故频发。正如一名美团送餐员在2017年昆明的集体抗议中指出的那样，苛刻的工作条件迫使送餐员只有冒着巨大的风险才能准时送达，“我应该开车闯红灯吗？这样压缩时间，就是在拿骑手生命开玩笑。”2020年12月21日，43岁的饿了么骑手韩某伟在配送了33单外卖后，猝死在了第34单外卖配送途中，而平台最初只打算给予2000元作为人道主义援助。

 

安全生产的法律及行政框架

2002年出台的《安全生产法》（最新修订版于2021年9月起生效）旨在创造并维持安全的生产工作环境，规定了从业人员、工会、生产经营单位、政府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主要规定如下：

• 从业人员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在前款紧急情况下停止作业或者采取紧急撤离措施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第五十五条）
• 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第五十四条）
•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第二十八条）
•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第五十一条）
• 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生产经营单位制定或者修改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第七条）
• 工会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侵犯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纠正；发现生产经营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发现事故隐患时，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研究答复；发现危及从业人员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生产经营单位建议组织从业人员撤离危险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立即作出处理。工会有权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第六十条）
• 新闻、出版等单位有进行安全生产公益宣传教育的义务，有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 第七十七条）

简而言之，法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责任保护工人并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同时赋予了工人和工会监督并参与安全生产管理的权利。可是实际上，单位可以无视自己的义务，而工人通常不了解其关于工作安全的权利。

作为工人代表的工会组织，理应是监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发动一线工人举报安全生产隐患、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和参与善后处理的重要一环。但各级地方总工会始终把自己当成是宣传部门，安全生产的工作重点放在培训和教育工人的安全意识。企业工会通常处于资方的控制之下，他们不愿插手安全生产，更不会举报或纠正违规行为。这些工会都做不到在生产一线动员工人时刻监督日常生产，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做不到就管理层的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提出解决建议，也做不到在紧急情况时组织工人撤离危险场所。

多年来，各级工会主要通过开展“安康杯”劳动竞赛、知识竞赛、宣传讲座来强化企业及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通过发文件和搞文体活动来传达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但涉及到落实前线工人的劳动保护、安全生产隐患的排查与举报、企业安全生产计划制度等方面，工会很少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安全事故发生后，工会也只是政府领导的事故调查组的众多参与方之一。各级工会多年来在安全生产的监督中缺位，工会干部也从未因为监督安全生产不利而被问责。

当被问及工会为何无法有效监督安全生产时，工会还常常以自己没有行政执法权、工会组织属地管理、企业没有建立工会等为借口来回应自己的不履职。《工会法》、《安全生产法》、《劳动法》等法律赋予了工会监督安全生产的职责，既然各级工会没有依法履责，便应该追究没有尽到安全生产监督责任的工会责任。不过，在我国政府主导的安全监管模式中，行政力量往往同时包揽了安全生产方面管理和监督的角色，工会也顺势逃避着法律规定的安全生产监督之职。（更多有关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系的分析，请参阅中国劳工通讯的报告《工会归位，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

在应急管理部的总体管理下，地方政府官员有责任确保所有工作场所均遵守安全生产规定。 应急管理部组建于2018年3月，负责各类自然及人为灾害的监督管理。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不再保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划由应急管理部管理。

尽管国务院机构进行了重组，但大多数负责生产安全问题的地方政府办公室人手不足，很少有时间或精力来进行日常工作场所检查。官员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调查其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事故，并撰写详尽且冗长的报告。只有在大型事故发生时，官员们才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力，有时他们会下重手，使用严厉的措施惩治违法者。

政府对于安全事故的应对措施可以说是被动反应和强制性的。只有当大型事故发生，地方官员才会启动危机管控模式，此时政府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是要找出事故原因，其次，对过错方、企业主、当地官员进行问责。以2015年天津港爆炸为例，在事故发生的两周内，12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1位官员因渎职或滥权被调查。除天津港这类极端情况之外，大部分事故中，过错方能够逃避惩罚，特别是在救援措施罕有的小型事故中。

事故往往能催生安全检查，但当检查真的开展时，企业通常会提前做好准备，有时也会通过送礼或给其他好处，来让检查员对违规生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企业被认定违规，进一步的行动也少之又少，企业就算不做出任何改变，也能照常生产。在发生安全事故的企业中，不少是刚“通过”检查或者被批违规但未做出任何整改的。例如，2018年11月28日，河北盛华化工厂发生爆炸和火灾，造成22人死亡。在此之前，盛华于2013年和2014年发生过两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在2015年政府检查中相关部门就指出，该工厂的危险化学品存储设施及安全管理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另一方面，最高可达一亿元人民币的重罚（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可处以罚款两千万元，但对于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应急管理局可处以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以及坐牢的可能，也导致一些企业主和地方官员串通起来掩盖事故和死亡，尤其是在缺乏关注的偏远地区。众所周知，煤老板会隐瞒死亡并给予受害者亲属好处，以确保他们对事故情况守口如瓶。地方政府官员常常对这种做法视而不见，因为向上级报告事故只会制造麻烦。2021年1月10日，山东栖霞笏山金矿事故10人死亡，调查发现涉事公司和栖霞市瞒报迟报30小时。更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中国劳工通讯的报告《骨头与鲜血：中国的煤炭价格》。

但是，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对煤矿单位来说，想掩藏事故和工作危害越来越难。而且，正如下文所要说明的，工人们也开始采取集体行动，要求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

 

追踪中国的生产安全事故

从中国政府公布的工业意外官方数据来看，安全生产呈现不断改善的趋势。但官方刻意使用模糊、不透明的描述，将与工作场所的安全隐患、高危行业以及伤亡原因相关的重要细节隐去。透明度欠奉使公众无法评估和了解中国安全生产领域中的实际问题。

中国劳工通讯在2014年12月设立了安全事故地图，以追踪和整理中国媒体报道的安全生产事故。地图汇集了社交媒体以及政府数据所披露的个案，个案收录的标准是：事故至少造成一名工人死伤，或使三名以上工人受影响（但不一定涉及伤亡），例如，工人被困煤矿或遇到大火被迫疏散。

截至2020年底，安全事故地图记录的个案数量超过3200件。当然，这只占事故总数的极小部分，但它依然有助我们从性质和数量上了解中国的生产安全事故和安全危害。无法否认，依靠官方报道和某程度的社交媒体消息会使数据产生抽样偏差。例如，煤矿事故和建筑业及环卫工人的意外被广泛报道，但发生在密闭空间如工厂和工业设施的小型意外，则可能被低估。

安全事故地图的另一项偏差，是倾向收录获得媒体关注的大型事故。即便如此，截至2020年底收录的3013起死亡人数得到确认的事故中，其中97.3%个案不足10人死亡，只有2.3%个案涉及10-29人死亡，0.3%个案（共9起）有超过30人死亡。

按照地图的分类，机械及结构故障是最常见的事故原因，占总数的28.6％。这些事故中约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建筑行业，通常涉及起重设备（起重机、电梯等）故障或脚手架倒塌。由于许多建筑工人系绳不正确，或者工地现场缺乏固定工人和设施所需的安全设备，因此，机械及结构故障通常会导致工人从高处坠落或被坠落物体击中。应急管理部2018年7月也指出了该现象，即建筑业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事故总量已连续9年排在工矿商贸事故第一位，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自2016年起连续“双上升”。2018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1732起、死亡1752人，同比分别上升7.8%和1.4%。应急管理部表示，大多数事故都与机械及结构故障有关，如果采取了适当的安全措施，本可以避免。在安全事故地图的记录中，大部分事故造成的伤亡较少，但迄今为止记录到的最严重结构故障事故发生在2016年11月，江西丰城发电厂三期在建项目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74名工人丧生。事故发生后，包括公司董事长和总工程师在内的9人被捕。

由于缺乏有效劳动合同，加之工伤保险参保率低，建筑工人往往面临更大的困难。如果发生人身伤亡，工人可能很难证明其劳动关系，或者由于一个项目涉及多个承包商，难以确认承担赔偿的主体。受伤工人可能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来寻求赔偿，而且最终得到的可能也只是象征性的赔偿，除基本医疗费用之外，其余并不囊括在内。中国劳工通讯2019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提议，应该推动建筑行业工人工会与建筑企业协会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建筑行业年度集体协议，使建筑工将能够在工作现场直接参与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的监督和维护。报告还明确提出安全事故及死亡的处理措施，而无需工人花大量时间和金钱申请赔偿。当然，这首先需要对工会进行彻底的改革，以便通过劳资谈判达成集体合同。

安全事故地图上约17.98%的事故与机动车辆相关，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扩张及道路拥堵加剧，机动车辆相关事故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外卖员及环卫工人。

环卫工人一般天还没亮就要开始工作，该时段路上人少，司机对行人的警惕性较低。道路结冰及司机酒驾也提升了事故风险，实际上，环卫工人死亡事故中将近10%都是由醉酒司机造成。例如，2017年12月22日5时许，在北部城市哈尔滨二环桥上一辆轿车将正在桥面清雪作业的多名环卫工人撞倒，造成5死2重伤。据报道，肇事者醉酒驾车，血液乙醇检测值超标两倍。

许多环卫工人年纪较大，一旦发生事故，更容易受伤或死亡。年龄带给他们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常常无法索取工伤赔偿，其家属也无法索取工亡抚恤金，例如70岁的环卫工人王守存在工作中遭遇事故死亡。地方政府认定其职位为“服务提供者”，与公司无正式劳动关系，因此没有资格获得工亡赔偿。

从年龄来看，外卖员与环卫工人呈现截然不同的特点，他们大多数在30岁以下，不少仍是青少年，并无太多驾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或小型摩托车的经验，比起年长的外卖员，他们更不注意规避风险。许多外卖员没有驾驶执照或违反交通规则，因此，一旦发生意外，他们往往无法获得赔偿。当然，也有一些国企下岗的中年人改行做快递员或外卖员，在受伤和缺乏保险保障方面，他们与老年环卫工人面临同样的风险。

尽管爆炸和火灾没有机械及结构故障或者机动车辆导致的事故那么普遍，但和小型事故相比，爆炸和工作场所火灾通常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及更大的破坏，并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审查：安全事故地图上，有29.7%的爆炸事故及18.8%的火灾导致超过10人死亡。最严重的爆炸事故发生于2015年8月12日，沿海城市天津滨海新区仓库发生火灾，经验不足的消防员试图以水扑灭，却不知道该仓库非法储存的危险化学品会造成巨型爆炸。爆炸最终造成173人死亡，包括104名消防员，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

天津港爆炸中的消防员

天津惨案揭示了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视安全法规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危险化学品存储和分区管理的法规。爆炸发生后，政府发现了约1000个距居民区过近的化学生产工厂，并下令即时关闭或搬迁。但是，这并没能阻止重大爆炸的发生。天津爆炸后仅11天，山东淄博的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1名工人被炸死，9人被炸伤；一周后，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一家化工厂爆炸，13名工人死亡，25人受伤。更近的大型事故仍在持续发生。2019年3月21日，江苏盐城市响水县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大爆炸，78人死，76 人重伤，640 人住院治疗。2020年6月13日，浙江温岭市G15沈海高速槽发生一起严重的油罐车爆炸事故，“可能是近20年来最严重的一起运行中的液化石油气槽罐车爆炸事故”，最终20人死亡，172人受伤。一年过后，2021年6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一社区集贸市场发生天然气爆炸事故，26人死亡，138人受伤。

地图数据显示，约有四分之一的爆炸发生在制造业，涵盖了从锅炉或熔炉之类的重型设备爆炸，到烟花及其他爆炸物等易挥发物品的燃烧爆炸。爆炸最常发生在机器维护不当或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工厂未经许可或超出其能力范围运营也经常导致爆炸事故。例如，2016年，河南通许一非法经营烟花厂爆炸，造成10名工人死亡。近年来最严重的工厂爆炸事故发生于2014年8月，当时昆山中荣金属公司抛光车间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6名工人死亡。该事故中，工厂建筑物通风不良，导致高度易燃的灰尘颗粒堆积。

在过去十年中，发生过数次大规模工厂火灾，包括2013年造成119名工人死亡的吉林家禽加工厂事故。各起火灾情况类似——出口被堵、消防设备缺乏、工人没有接受过任何防火培训或应急培训。 2018年12月，河南省商丘市一家农副产品加工厂发生火灾，11名工人死亡。

暴露于有害气体或化学物质是工厂或工业设施工人们面临的另一种非常普遍的危害。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2010年，当时苏州iPhone代工厂的数十名工人因吸入清洁触摸屏的化学物质正己烷而中毒。工人们头痛、头晕、身体虚弱且手臂无力，至少62名工人需要就医，其中一些住院时间长达数月。近期，广东韶关松山炼铁厂发生煤气泄漏，造成18名工人中毒，其中8人死亡。

维修工人亦有暴露于化学物质中的危险，常见的情况是在诸如下水道的密闭空间中甲烷等有毒气体聚集。一典型案例发生于2016年4月，某物业管理公司将下水道清洁项目分包给另一家公司，该公司将三名工人组成的小组派往工作现场。当时，一名工人在地下失去知觉，其余两名工人试图救援，但他们也被有毒气体熏倒，三人全部死亡。2021年6月13日，就在湖北十堰市天然气爆炸致26人死亡的当天，在四川邑丰食品有限公司停产检修期间，2名员工在检修废水管道时掉入废水池，另有4名公司员工在施救时也相继掉入池中，6人全部死亡。与许多同类事故类似，工人们既没有意识到自己会面临的风险，也缺乏必需的防护设备。

2020年五月，国际人权服务社推出接触有毒物质工人权利的中英双语解释，其中中文解释包括通用版和中国版两个版本。中国版解释涵盖对中国现行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法律法规的详尽分类。国际人权服务社将该解释发送给中国工会，以期加强中国工会在安全生产领域的作用。

 

职业健康及安全

职业病

中国法律承认的职业病十分广泛，2001年出台的《职业病防治法》和2013年出台的《职业病分类与目录》涵盖了10类132种特定疾病，主要类别包括尘肺病、放射性疾病、化学中毒等。

迄今为止，中国最常见的职业病是致命的尘肺病，由在矿山、采石场、建筑工地和矿物加工厂等工作场所长期吸入矿物粉尘引起。但是，要寻求自己患病是由工作导致的官方认定，几乎是工人们永恒的难题，因为他们既无法证明自己与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难以证明疾病是在该企业工作期间染上的。相当比重的煤矿和建筑工人是农民工，他们没有有效的劳动合同，且工作流动性高。而且尘肺病的潜伏期长达数年，工人往往直到尘肺病完全发展至三期时，才发现自己已染病。因此，据估计600万尘肺病工人中，只有大约10％被官方正式认定为职业病。

尘肺病致死的过程缓慢而充满痛苦，数年的医疗费用普遍超过10万元，对尘肺工人及其家庭来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工人患病后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向亲戚借钱或者甚至借高利贷来治病。大多数地方政府都不愿向患有尘肺病的工人支付基本的救济金，因此，工人被迫采取集体行动以获得应有的工伤赔偿。请参阅《谁之责？— 对中国尘肺病群体的救助与赔偿研究》。

2009年，在深圳的耒阳建筑工人

2009年夏天，180名来自湖南南部耒阳市的前建筑工人回到深圳，试图向深圳政府寻求赔偿，他们于20世纪90年代在深圳建筑工地工作期间患上尘肺病。持续的维权获得了媒体广泛的关注，耒阳工人们获得了共计1,400万人民币的赔偿，个人赔偿则根据患病严重程度，从7万元到13万元不等。然而，在短短的几年内，所有赔偿几乎都花光了，仍健在的工人不得不挣扎着生存下去。 “所有赔偿几乎花完了，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什么愿望了，能过一天是一天。”工人徐左庆在2013年对中国电视纪录片这样说。五年后，更多来自该地区的尘肺工人及其家属抵达深圳，只为寻求一份涵盖所有医疗费用的长期补偿协议，并每月提供少量津贴。深圳政府最终同意了该项协议，但据悉，湖南政府仍在拖延协议的实行。

采取集体行动、要求赔偿的尘肺病工人经常受到当局的骚扰甚至拘留，因为政府视他们为麻烦制造者。四川省甘洛县的铅锌矿尘肺工人长期努力争取赔偿，其中一名工人在2016年因试图联络正在甘洛县视察的省委书记而被行政拘留10天。

工厂工人也针对职业病采取集体行动。例如，2017年夏天，深圳一家德国工厂宣布关闭工厂并搬迁，150名油漆工提出体检的要求。该批工人在没有任何适当安全设备的情况下工作多年，出现了持续头痛的症状。老板拒绝给工人进行医疗检查及做出赔偿，约有2,000名工人发起了罢工。六个月后，邻近城市中山的欧科电子厂约100名工人于12月6日罢工，以抗议危险的工作条件。该电子厂当年9月搬到新址后，约80％的员工出现头晕、头痛、咳嗽、虚弱和视力模糊的情况。工人自行购买了测试设备，很快发现甲醛等危险化学物质的含量超出建议的安全水平3到10倍。

危险的居住环境

过去十年里，传统工厂宿舍的使用急剧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约有一半的农民工住在宿舍或工作地点，外宿于出租屋的只占35%。然而，到了2016年，同一调查显示，租房居住的农民工超过60％，而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中的只有13.4%。

这一转变可部分归因于许多老旧工厂的关闭以及不提供给住宿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增加。但与此同时，出于个人隐私及与家人团聚的考虑，不少工厂工人主动选择居住于工厂外。不过，也带来了更高的租金、较差的生活条件以及普遍增大的安全隐患等问题。

尽管不少老旧工厂宿舍本身存在消防隐患，但外宿工人的居住条件可能更加恶劣。 2017年11月18日，19人在北京南郊大兴一栋公寓楼的火灾中丧生，其中包括数名儿童。丧生的工人大部分在附的服装厂上班，他们三四个挤在一间约十平方米的房间，尽管夜间温度已经降至零度以下，住处也没有中央供暖系统——这充分表明不少工人现时只能生活在肮脏和危险的环境中。

建筑工人和煤矿工人通常别无选择，因为在工作地点附近没有他们负担得起的住所，所以只能老板提供什么就住什么，哪怕住房不符合标准。通常，老板提供的住所会置工人于危险的境地。 2015年8月，严重的山体滑坡摧毁了陕西山阳一小型矿区，数十间职工宿舍被埋，造成至少65名工人及其家属死亡。 2017年12月1日凌晨，天津一栋正在翻修的建筑物起火，超过20名居住在作业现场的工人被困在大火中，最终10人死亡，5人受伤。

不少情况下，低薪白领也不得不忍受不达标的住房。其中一桩悲剧便发生在江西一个小镇上，5名共同居住于13平方米宿舍的年轻幼儿园老师在使用燃气热水器后一氧化碳中毒，5人全部身亡。这五位女孩被聘为实习老师，因无法负担租房费用，不得不接受学校提供的车库改造出租屋。

超时工作造成的伤亡

过度劳累引起的严重身心健康伤害在中国一直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制造业繁荣的90年代及00年代，工厂工人不得不频繁地长时间工作以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导致由疲惫、 重复性劳损以及睡眠不足引起的事故。尽管随着制造业增长的放缓，工厂的加班时间逐渐减少，但服务行业和白领的工作时间却增加了，尤其是在快速增长的科技行业。

按照中国薪资标准，大型科技公司的员工薪资较高，但是公司希望他们能每日工作、随叫随到。员工经常用“ 996”一词来描述他们的工作生活状态——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除了默默遵守之外别无选择。曾在深圳游戏行业工作的产品经理说：“这个行业中所有岗位都不是非你不可，后面有把大人可以顶替你的位置。所以没有人会对老板采取任何行动或提出申诉，就是不想造成任何麻烦。”

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在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约有85％的白领必须加班，其中超过45％的白领每周加班超过10个小时。新华社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绝大多数中国人患有睡眠障碍，而工作压力是造成睡眠障碍的主要因素。 另一篇《中国日报》的报道指出，超过60％的中国人睡眠不足，这有可能引起包括心血管疾病、焦虑症和抑郁症在内的长期健康问题。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心脏病发作，而工作压力大是病发的主要原因。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张澍说，突发心脏性猝死的年轻人近年激增，这与年轻人工作压力过大直接相关。

近年，中国科技公司员工猝死的事情时而发生，不少均与企业的超时加班难脱关系。2018年12月8日，深圳大疆企业一名25岁的员工猝死，虽然大疆表示内部没有“加班文化”，但网民却指大疆加班“简直病态，加班到凌晨还美其名曰程序猿喜欢晚上工作”。

同样是年轻的科技公司员工，2021年1月3日，网上曝出一名22岁的拼多多女员工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后经拼多多证实，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公司一名张姓女员工在凌晨一点多下班路上晕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据悉，拼多多新兴业务多多买菜的工作强度极高，实施“超级大小周”——一周工作7天，一周工作6天。员工连续工作13天得不到休息，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业务繁忙时，甚至会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

2021年5月6日，深圳又有另一名入职新公司不到一个月的程序员被发现在家中死亡，他生前曾多次向家人反映持续加班后出现胸闷、头痛等情况。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运输和物流行业工人的工作量显著增加，尤其在每年11月11日的“双十一”高峰时期。据估计，中国有3000万名长途卡车司机，他们经常连续开车一个月，每日工作时间达到20小时，常常只能睡在车上休息。2018年12月，一对卡车司机夫妇在从家乡河北到西藏的3,800公里行程中死亡，这凸显了卡车司机必须承受的工作时间过长、工作条件艰苦。

尽管有关数据不多且可信度有限，但过劳死（从日语“karōshi”借用的词汇）问题在中国十分普遍。中央电视台2016年的报道指出，每年因劳累过度而死亡的工人超过60万。而10年前、2006年的一份研究预计这一数字超过100万。在中国，想要统计因过劳直接导致的而非其他既存原因导致的死亡几乎不可能，但很显然，过劳是非常普遍而严重的问题，而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无码科技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冯大辉等一些科技公司的老板很晚才意识到，“过度工作并不能保证更好的成果”，因此减少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可惜他们仍然是少数。

 

结论及建议

大部分安全事故涉及人数不多，常常被公众忽视。然而，若按照年度统计，中国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达到每年数万。中国政府官员也清楚地意识到，安全生产是一个重要问题。不幸的是，他们仍将重点摆在重大事故预防上，对工人日常的生产安全问题无所作为。2017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上的讲话中提到：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産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在2019年1月应急管理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强调，2018全年未发生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但对安全事故的实际数量一笔带过。

要真正改善中国的安全生产问题，而不是仅仅消除重大事故，现有法规需要更强有力的执行。政府官员需要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对，同时，采取建设性的解决方法来改进工作安全，而不仅仅是对不遵守法规的企业主处以罚款。

更重要的是，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必须发生根本改变，以鼓励一线工人举报安全生产隐患，防止雇主强迫工人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并确保事故发生后工人能得到适当的照顾和赔偿。需要强调的是，工会需要在安全生产上发挥更加积极的监督作用，像天津市总工会在2015年8月天津港爆炸事故后那样，仅仅提供“心理咨询”、发放灾后自助手册是远远不够的。安全生产重在预防，做好预防重在监督，安全生产监督重在日常。制度设计上，事故预防的主体组织是工会，事故预防的主体人群是一线工人。工会必须归位，才能落实安全生产日常监督、做好安全生产事故预防的第一责任主体。

中国劳工通讯建议采取以下几条具体措施：

• 确保提高安全生产的透明度，以使决策者、公民社会及普通民众了解评估风险和制定补救措施所需的知识。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向传媒及公众无条件公开有关安全事故和已知危害的统计数据。
• 根据法律要求，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的劳动合同及工伤保险，以便在事故发生时，工人可以证明劳动关系，并可以更轻松地寻求工伤赔偿。
• 在所有工作场所中设立工人健康与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工人管理运行、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该代表负责监督和纠正现存安全隐患，并确保雇主遵守法律。
• 确保所有工作场所中都有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民主运作的工会分支机构，特别是在灵活用工集中的新兴服务业中。这将促进脱离群众的工会干部与普通工人建立更强的联系。
• 工会一旦建立，应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工会官员应确保员工得到适当的安全培训，并拥有执行工作所需的安全设备，同时应鼓励工人提出安全问题，举报工作场所的安全隐患，并保护提出意见的工人免受资方报复。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工会应立即采取措施纠正，并在必要时要求停产。
• 在工作场所以外，政府应采取措施应对不合格住房给工人带来的危险。地方政府应为低收入劳动家庭建造保障性住房。此外，地方政府需要放宽对农民工获得教育、医疗保障及社会服务的限制。这些限制加重了农民工在大城市生活本已沉重的经济负担，迫使农民工只能接受危险的居住条件。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大火，87名年轻女工丧生，47人受伤。此后30年里，政府对安全生产的管理措施基本不变，即对重大灾难采取严厉的惩处，但这对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实质、在工作场所建立真正的安全文化完全无济于事。

事故及死亡人数在00年代初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但这与经济状况及政府政策不无关系。如果中国要创造一个真正安全的工作环境，那就必须在政府政策、劳资关系及工会角色上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最近一次更新于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