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顾下沉社区、错失监督职能,武汉工会欠缺主动作为
2020年1月,湖北省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爆发。从1月21日开始,通报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每日飙升。1月23日即除夕前一天,武汉市政府下令,整个城市封锁,断绝与外界的交通和人员往来,湖北省其他地区也在之后的一两天内陆续封城,断绝了省内省外的交通和人员往来。2月2日,湖北省确诊病例破万人。直到4月8日凌晨,封锁了七十多天的武汉市对外交通宣告解封,恢复了与其他地方的车辆通行。截止到2020年4月8日,湖北省累计确诊人数达到67803人,死亡人数达3215人,仍有401人确诊病例在院治疗(不含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早期,武汉市政府及卫生部门对疫情有所隐瞒,严重的不作为造成群众对疫情不得而知,继续在春节前夕大规模聚会与春运往来。最终,病毒彻底攻陷整个城市。感染者爆发式增长,医疗体系陷入崩溃,千万市民级别的城市封锁长达七十多天,经济社会一度陷入停滞。
在武汉市封城七十多天背后,是医护人员、建设者、保安员、保洁员、送货员这些劳动者日夜不停地维持着城市的基础运转,处理着成千上万感染者和几百万居民的需求,维系着日常生活的必要运转。对这些人而言,城市守护者、逆行者的名誉光环或许能增加他们内心对工作的成就感、对自己付出的满足感;但作为工人而言,最基本的工资福利保障、职业安全保障才是对他们劳动价值的肯定。最起码,干活要有工钱,工人要得到合理的职业保护,政府按照什么标准补助抗疫人员就应该如实发放给工人。
中国奇迹之下,一线工人是否劳有所得?
1月23日,武汉市政府宣布参考2003年治疗SARS的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在武汉市兴建一所预计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可提供近千张床位的专门传染病医院——火神山医院,用来医治新冠肺炎患者,预计医院能提供近千张床位。1月25日,火神山医院动工,同日,武汉市又宣布将兴建第二所“小汤山医院”,即雷神山医院,预计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提供1600张床位。
为着十万火急的疫情,政府调动了大量国企,包括建筑公司、设计院、材料供应商等,令火神山医院在十天内完工交付,2月4日起正式投入使用。雷神山医院也于2月8日起接收病人。据媒体报道,火神山医院建设调动了7000多名建筑工人,雷神山医院则至少有8000名建筑工人。
不停运转的工地工人、无缝嫁接的施工队使得医院建设得以在超短工期内完工交付,被夸赞为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不过,当医院投入使用,病人陆续被送院、出院,这些医院的建设者——成千上万的中国建筑工人却被笼罩在中国奇迹的阴影之下:进场做工没有签劳动合同、干活期间防护不够、干完活了拿不到工钱、被统一隔离超过14天仍然既无法工作也没有隔离期补助。
2月13日,来自湖南湘潭的69名建筑工人援建火神山医院之后返乡,湖南卫建委通报有两人在返乡隔离期间确诊新冠肺炎。之后,医院建设者们不再被允许完工后返乡隔离,而要在武汉集中隔离。
2月18日,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者农民工爆出被拖欠工资多日、工地缺乏口罩防护。而承建方中建三局表示工钱已发放,但因为存在层层分包,需要调查是哪一层出现了欠薪问题。
3月17日,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者爆料,在经过了14天隔离期后,目前仍有三百多名工人被隔离在武汉不得离开,工人们既无法开工,也不再获发隔离补助。中建三局派了保安员看守他们,但工人们不时和保安员发生冲突。截止到4月11日,爆料工人表示,自己已被强制送出湖北省,至今仍然没有拿到说好的工钱。
3月19日,湖北大学知行学院发热病人隔离点的保安员投诉指出,保安员上岗的补助只有250元一天,远远低于国家标准的1000元一天。街道政府表示政府已全额支付购买第三方服务的费用,将组织劳务公司和工人进行协商。
短短几个实例揭示着抗击新冠肺炎时期的工人们仍然被拖欠工资,缺乏基本的权益保障。
工人有需求,工会在哪里?
针对这些“中国奇迹“的建设者们、感染病人的守护者们没有及时拿到足额工资、14天隔离结束之后仍然不让他们离开也不提供津贴等问题,中国劳工通讯于3月27日采访了武汉市总工会和江夏区总工会,试图询问和了解以下问题:
这些工人在进场开工之前、到易感部门上岗之前有没有加入工会?地方工会和基层工会有没有监督企业和工人之间签订劳动合同、监督企业要提供足够的防疫保护、同时保证工人获得应有的工资待遇?如果这些工人没有加入工会,为什么工会没能及时地组织工人加入工会;如果工人加入了工会,为什么工会没能预防这类劳资纠纷的发生,也没能在劳资纠纷发生之后尽快介入现场、代表工人解决纠纷?
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工会对这些劳资纠纷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主动介入和代表工人与企业雇主进行谈判。武汉市总工会指出,雷神山医院由中建三局建设,而中建三局的工会关系在湖北省总工会,不归武汉市工会管。
武汉市总工会及各区工会在抗疫期间都由市政府、区政府统一安排工作, 80%以上的工会工作人员都下沉到了社区,他们需要守住社区、卡点及街道出入口,提供量体温和做登记工作等社区服务。
江夏区总工会的30名工会工作人员当中,29人正在社区下沉,而这些岗位的运作与工会职能无关。工会只有1名留守的值班人员,在值班接电话之余,这名工作人员还需要去工会门口检查和登记过往车辆人员。
疫情期间,武汉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职能大部分与工会无关。武汉市总工会宣教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正在负责援汉医疗队事务,她直言,“工会上班的全部在社区。上班,我们在上班。80%的在社区上班。”
武汉市总工会经济部和基层部都推荐找宣教部来回复对工人事件的查询,但宣教部的这名工作人员却强调,当前对工会的求助和查询只能找专门的值班室反映:“你就找值班室打电话…我们市总工会有专门负责的值班室。它来把所有的事情列个单子,比如说你求助什么东西,或者哪个工人怎么样,必须它来统筹、来上报。…市总工会每个部门都有人在下面值班,(那是)工作人员在值班,不是保安。”
仍然留在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只有值班的功能,而绝大部分工会工作人员都被派到了社区下沉。
工会被派下沉社区,错失工会监督职能
“下沉”是此次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的关键词之一。在公务暂停、社区封闭、城市封锁之后,中国通过在突发疫情时紧急调动政府部门,令大部分公务员被派到街道、社区按统一规划进行防疫和抗疫工作——此之谓“下沉”。这种巨大的行政体量客观上帮助了疫情逐渐缓解和受控。
工会工作自然也可以学习“下沉”,但有所不同的是,工会的下沉不只是到社区、街道等防疫一线去下沉、守住卡点登记人员车辆,工会的下沉更应该是去工作场所,监督工作场所的防疫防护,保障一线工人的职业安全与合理的工资待遇。在特殊时期,工会仍然大有可为,哪里有工人的需要,工会人员就下沉到哪里去。
比如,工人进场开工要签劳动合同、要按时足额发放工钱是资方应履行的法律责任,如果工人没有合同,完工后又被拖欠工资,工会应该迅速进入工地、帮助工人。不过,武汉市总工会值班室的工作人员似乎认为,在建设医院的紧要关头,建筑工人还要谈合同这件事很好笑,“你想一下啊,大年三十的晚上,你要跟人家,坐下来,面对面的签合同。人家要在七天内建一个医院,你要签合同?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很到位啊!”
同样,当出现国家明文标示每人每天津贴1000元但工人只收到250元这样的纠纷时,工会应该及时到纠纷现场,代表这些工人的利益与资方就实际津贴金额进行谈判。武汉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却认为这些网上的信息并不可信。那么,工会什么也不做,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被询问到这些工人有无加入武汉市工会时,武汉市总工会工作人员表示,市工会不可能知道哪些人加入了工会组织,“它有一个属地管理的原则,你要问当地。我们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呢?可能它报上来了一个数字,或者是名称怎么样,我们掌握了。但是你要具体问他加入了工会没有,你要问它上级的工会组织,它是层级组织的……你要是问全国总工会,某一个省某一个市某一个地区的某一个人,你问他加入工会组织了没有,全国有几亿工会组织的会员,它哪知道哪一个人加入工会了没有呢?”
这样的心态不是某一个工会工作人员的单独问题,而暴露出整个工会体制不依靠基层会员、只依靠行政机关的问题。各地工会干部们眼里的工会,其实只是工会干部和工会系统的工作人员,一线的工人会员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上报来的数字,与他们的工作实际关系不大。工会干部虽然从事组织工人入会、集体协商、事后维权等常规事务,但这些只是向上级交差的工作。对于劳资关系里的工人需求,工会干部缺乏主动了解、主动参与、主动代表工人的主动性,工会也仍然欠缺解决劳资纠纷的行动意愿与行动能力。
当疫情期间被派到社区下沉,工会工作人员也顺理成章地远离了工会的基本职责。于是,被欠薪的建筑工人没有看到工会工作人员的下沉,缺乏防疫保护的工人没有看到工会工作人员的下沉,被关在隔离点无法解决生计的工人们没有看到工会工作人员的下沉,隔离点被克扣工资待遇的保安员保洁员们也没有看到工会工作人员的下沉。
工会听从行政命令,欠缺主动作为与履责行动
在企业复工复产方面,武汉市各级工会同样听从政府的指挥部署。江夏区总工会工作人员介绍,上级政府会就企业复工复产进行监督检查,满足条件的部分企业才可获得批准复工。不过,江夏区总工会是否也有参与企业复工复产的防疫监督呢?区级工会可否与复产企业的基层工会协调安排,发挥基层工会的现场优势,监督和确保企业在做好防疫防护的情况下才复工呢?江夏区总工会的值班人员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我们建议工会是否可以考虑抽出一半下沉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回来,让他们到企业现场去,调动基层工会和一线工人,监督企业落实防疫防护,防止传染再爆发。工会同意可以将意见反映给上级领导。不过,江夏区总工会值班人员也很坦诚,“第一起码要服从组织、起码要听从安排啊”。
服从组织、听从安排本不是问题,不过,武汉的工会组织显然服从的是市政府的行政领导,而非履行工会组织职能。这样一来,工会可能完成了行政分派的坚守社区等任务,却会在封城结束之后继续在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方面无所作为。
随着武汉市企业逐步复工复产,企业内的防疫防护是否落实到位、企业方与工人方的劳资关系是否融洽,这都需要工会出面主动作为。在工作场所这块工会的主阵地,武汉市工会应该要履行工人组织者和代表者的责任,监督企业做好防控保护,掌握一线工作场所动态,预防劳资冲突和复工后疫情再次爆发,而不是继续等待行政命令分派任务。
本次疫情防控当中,武汉市工会承担起社区工作人员的职责,欠缺了对工作场所工人权益的保障。工会听从行政命令下沉社区,以至于发生了多起一线工人权益受损事件后,武汉市工会依然没能介入和解决已有的劳资纠纷,没能预防问题的再次发生,没能代表工人与雇主展开协商。
当前,武汉市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企业复工复产逐步展开。武汉市总工会应该尽快就工人感染风险、企业复工防疫等与基层工会一起探索出可行的工作方案。针对受疫情影响的工人,工会应该代表他们的利益,与企业方和地方政府协商补偿方案。针对工作场所防疫,工会应该动员会员自觉做好自我防护,并监督企业雇主是否为工人提供了足够的防疫防护用品。针对复工复产的公司,工会应该走到工作场所,了解公司是否有防疫和经营的具体困难,游说政府财政补贴额外开支,确保企业和工人共度时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