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末，“华为251事件”爆出，舆论哗然——科技巨头华为前员工李洪元在离职时向公司要求离职补偿及年度奖金，其后，被华为向深圳警方举报而被羁押251日。
对许多职场人士来说，他们本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但李洪元的经历不仅证实了他们与日俱增的焦虑，更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公司眼中，不过是拿来剥削、用完即弃的人力资源。发生在李洪元身上的，没准就在不远处等着自己。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放缓的经济大势之下，科技初创企业（包括数家独角兽企业）倒闭。随之而来的是科技产业数以万计的裁员，这些原本享有高薪的劳动者，有不少需要通过旷日持久的集体行动才能在被辞退前拿到合理的离职补偿金，美国甲骨文软件公司北京研发中心的员工们就经历了这一切。
那些仍奋战于岗位上的劳动者们，对企业要求的“996工作制”（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他们尝试反抗；对华为率先提出、将对企业的忠诚及奉献凌驾一切的“狼性文化”，他们也公开抵制。智联招聘在年底发布的《2019年雇佣关系趋势调研报告》显示，大部分员工忠诚度缺失（74.2%的职场人在当前公司的工作年限在三年以内）。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尊重员工、践行承诺是最重要的企业文化要素，而认可狼性文化的仅占7.7%。
年轻劳动者对当前劳动关系的不满一直存在，但这种不满在去年四月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后变得更为强烈。该报告指出，养老保险基金到2035年有耗尽累计结余的可能，而2035年正是“80后”即将退休之际。
我们可以将2019年视为中国白领阶层价值观的转折点——年轻一辈不再接受过长的工作时间，长辈们那一套用吃苦耐劳换取美好生活的价值观也难以取得他们的认同，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对体面工作、合理工资以及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视。
不过，对大部分蓝领工人来说，最关心的则是能否按时发工资等更为基本的问题。
2019年，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共收录了1,386起工人抗议，其中1,159起（约占84%）涉及讨薪。而且，建筑行业仍是重灾区，包揽了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43%。尽管政府一次又一次承诺要解决建筑工人被欠薪的问题，但在建筑行业的抗议里，与拖欠工资相关的多达99%。建筑行业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在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更为凸显，资方的信誉变得更难以维系。中国劳工通讯2019年年初发布的建筑业研究报告指出，建立行业工会是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通过和行业代表进行集体谈判，逐渐解决建筑工人工资不合理、工作条件难以保证等问题。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一大趋势便是在服务业日趋繁荣的同时，与之相关的工人集体行动也越来越多，工厂工人抗议的数量则相对下降。在过去六年里，工厂工人的集体行动从2014年占总数41%的峰值一路下滑，而服务、零售行业则从2014年的9.7%上升到了去年的23%（见下图）。去年，服务业工人集体行动所占比激增，从13%一跃升至18%。
显而易见，在工厂不断停产或搬迁的过去十年间，中国工人抗争的主阵地也正从工厂偏离，慢慢转向商店店员、销售经理、餐馆或酒店员工、环卫工人、医护人员以及休闲行业从业者。2019年数百家健身房相继倒闭，健身房员工的集体行动频发，便是这一变化的印证。服务及零售业从业者通常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失业风险也更高。在国内，甚至连效力于较低等级球队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也遭遇了连续数月的欠薪，最终只得自行发起抗议。中乙海南队（富力地产所有）的一名球员说，他们的情况和被“包工头”欺骗的农民工一样，只想讨回薪水然后回家过年。
去年，运输行业的工人抗议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仍是工人集体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送餐员及快递员成为了交通行业抗议工人的前线，尽管去年12月，数起规模大、偶尔出现暴力的出租车司机抗议在全国各地爆发。这波抗议证实了出租车司机积怨已久——与无证黑车的竞争、政府监管不到位、出租车公司的不当管理，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解释了为何由2017年至今，本已逐渐式微的运输行业抗议只需要一点冲突，就能再次被激发。
与其他群体不同，出租车司机的抗议往往能号召几百甚至上千名参与者。去年，绝大多数的抗议行动规模小、持续时间短，工人们并非以大范围扰乱社会经济为目标，而是想引发舆论关注从而推进那些久未解决的问题。从数据上来看，少于100人的抗议有1,297起（94%），人数超过1,000的只是极少数，但在2014年，7.2%的抗议规模达到1,000人以上。
也许是抗议规模整体有限，纵观2019年，警察的介入只在173起（12.5%）抗议事件中出现，其中30起（2.1%）抗议中出现逮捕。若将视线拉回以大型工厂抗议为主的2014年，我们可以从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上看到，有警察介入的抗议多达27%，8%的事件出现工人被捕的情况。
去年，发生在私营企业的抗议占了79%（基于可以确认所有权类型的企业进行统计），这与我们2018年劳动关系总结所估计的趋势一致，即发生在私营企业的抗议远超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该总结还指出，鉴于国有企业减少正式雇员、更多使用外包劳动力，国企员工的薪资及工作条件将会变差——2019年与此相关的大型抗议便是12月份长春一汽国际物流员工发起的，但总的来说，由于国企自身更强的政治敏感性，国企员工组织抗议往往更困难。这一困境在过去一年变得更为严峻，因为党政机关领导愈来愈渗透入国企管理层，这样一来，工人的抗议就不单单是针对企业雇主的抗争，而会被看作对执政党的反抗。
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全国各省份地区均出现工人抗议，而包括广东、河南、江苏以及山东在内的较发达省份，仍然是抗议的主要发生地。爆发于广东省内的抗议数量占全年总数的10.5%，发生于广东的制造业的抗议则占到全国制造业抗议的24%。这些广东省的工人抗议中不少都和工厂关闭及搬迁有关，这也侧面体现出了中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于新疆的工人抗议从2015年的33起，下降到2019年的4起。这一明显的变化一方面要归因于新疆与外界的隔绝愈加严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政府对新疆境内工人抗议的容忍度不断下降。新疆当局去年开展了一项强硬的行动，旨在将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改造为工人大军，从而为中国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
2019年工人集体行动地区分布
尽管，警方介入工人集体行动的情况总体上有所减少，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以及劳工活动人士的打压则愈演愈烈。年初，三名劳工活动人士、自媒体“新生代”的公民记者因长期帮助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工被捕。几乎同时，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张治儒、吴贵军在内的五位知名劳工活动人士。知名反歧视社会活动人士程渊和他的两名同事刘大志、吴葛健雄7月于长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协同突袭行动里，北京、广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关注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工作者。10月底，#MeToo运动活跃人士独立记者黄雪琴同样被广州当局拘捕。年尾，为环卫工人发声的陈伟祥及其两名同事在广州被行政拘留15日。被捕的活动人士里，有部分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被释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诉后等待庭审。
陈伟祥事件爆出后，环卫工人工资低、工作环境恶劣、管理制度不合理等问题再一次引起大众关注，加之此前南京环卫工被公司要求佩戴GPS手表，只要在上班期间原地停留20分钟以上，手表就会自动发出语音提示环卫工人要继续工作，人们愈发关心环卫工的情况。2019年，环卫工人抗议共计18起，并在夏季迎来了一轮集中爆发。
同样地，自媒体“新生代”的记者被捕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农民工患尘肺病的严重情况，以及他们长期寻求合理补偿未果的经历。去年，来自全国各地、因在煤矿或建筑工地任职而患上尘肺病的工人开展集体行动，寻求合理赔偿以及医疗救助。尽管部分抗议遭到镇压及逮捕，仍有部分抗议者成功取得赔偿。年底，政府下发通知，要求自2020年开始，在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尘肺病重点行业，开展为期三年的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将尘肺病重点行业职工依法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虽然政府此项计划不外乎重申既有的法律法规，但这仍是政府愿意解决尘肺病难题的信号。
整体来看，自年初江苏盐城响水化工园爆炸发生后，安全生产在去年引发了更多关注。这场造成78人死亡、617人受伤的事故使得传媒广泛报道化工园内反复出现的违规生产现象，以及在其余火灾、爆炸及煤矿坍塌中同样存在的监管不足的问题。2019年还有数起备受关注的煤矿事故，例如11月18日致15人遇难的山西平遥二亩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批评该矿主要负责人利欲熏心，对诸多安全措施置之不理，生产过程未保证足够通风，因此导致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发生爆炸。
纵观全年的官方数据，安全事故的数量及死亡率在2019年有所下降，但工人面临的问题依旧显著，企业持续无视员工安全、政府监管不力所引起的不满，已在工人群体及公民社会中逐渐发酵。
更多有关劳工新闻，请参阅中国劳工通讯2019年度回顾，载有去年发布的一些特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