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中国劳工通讯创办人韩东方赴丹麦、挪威和瑞典等国，与当地工会人士、工运领袖以及社会民主党成员会面，探讨当前中国的工人运动及北欧工人运动的经验。这距离他第一次到访北欧国家已经有20年，在1995年第一次到访北欧国家时，他就对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产生浓厚兴趣。20年来，他曾多次到访北欧诸国，以期了解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对未来中国转型提供的借鉴。
“我不是想直接将北欧模式和经验直接照搬回中国。那样太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韩东方说，面对当前中国工运的复杂形势，他希望在北欧国家的经验可以给处在一线的工运领袖们提供启发，拓宽他们的视野，让他们可以通过一种新的思维去思考和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
100多年前，北欧国家工人的状况也和现在中国的工人一样，忍受着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长时间的加班。但在经过持续多年的工人运动之后，现在北欧工人状况已经有了极大改善。韩东方希望中国工人们也可以了解这段历史，从他们的运动经验中获得启发，进而将中国的工人运动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不单单只是追求工资的增长和工作环境的改善，更将建立一个像社会民主主义那样长期保障工人权利的制度置于重要位置。韩东方说：
在现在许多的劳资纠纷中，工人往往局限于要求更高的工资、拿到更多的补偿款，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对，但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比如老板可能不愿意每年给你涨薪10%，那么你可不可以和老板说，我可以接受5%的涨薪，但剩下的那5%的钱可以让公司投资在对你工作技能的培训上呢？任何公司都有可能破产倒闭，但人的技能是伴随终生的。对于你来说，一技傍身不愁找不到工作；对于公司来说，你的工作技能提高了，也可以给公司带来更大的收益。这样无论工人还是老板，都能够接受。我想未来中国的工人运动应该朝这样的方向发展。
但韩东方也承认，这些改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由于集体谈判制度的缺位，现在的中国工人们常常为了生存不得不忍受低工资和长时间的工作，有时候甚至有企业老板公然违法劳动法律相关规定，侵犯工人们的基本权利。这也造成了许多工人运动只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没有考虑更加长远的目标。
改变一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很难的，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我们可以先让工人们慢慢接触了解这些完全不同的维权思路，进而获得他们的认同，最后才是行动上的改变。我之所以多次去北欧考察，也是希望让自己对社会民主主义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未来，我也想带一些中国的工运领袖们一同前往，虽然这要花不少钱，但从长远效果上来说却是无价的。
除此之外，韩东方还谈到多次去北欧国家访问带给他一个巨大的感受是，社会民主主义并不会产生懒人，反而可以让劳动者们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
有许多自由主义者或反共人士常常说社会民主主义会产生懒人，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社会民主主义减少了贫富差距，创造的是更加公平的社会。是的，北欧国家税收是高，但许多税收最终都进入社会福利体系。这样的制度不是产生懒人，而是产生更加快乐的人。人们工作可以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是发挥自己的创意，体现自身的价值。如果你有能力，你一样可以赚很多钱，但当你生病、受伤时，也会被社会关怀、被人照顾。
“当然，想北欧国家这样重视公平和公义的社会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中间一定有许多坎坷。”韩东方说：“我在北欧的一位朋友就提醒我，他们也曾经历过长时间的斗争，‘只有当人们明白在暴力冲突中只能两败俱伤，才会愿意坐下来谈判谋求共赢。’”
今天的中国处于转型之中，劳资冲突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解决。同时，我们的政府却不知道如何回应这样的形势。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每次遇到劳资纠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警察介入。动用警力已经变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处理劳资纠纷的习惯，但警察的介入往往激化了矛盾，让事情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现在在中国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非常强烈，试想如果一旦未来中国出现变局，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并不是想为现政权辩护，但我担心的是变局发生之后中国能否建立一个注重公平、公义、保障劳工权利的社会。中国未来的是要变成像美国、俄罗斯那样的社会，还是应该选择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韩东方认为，建基于消费之上的美国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全世界的资源再无力承担一个像美国那样高消费的13亿人。而更坏的一种情况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东欧，整个社会走向一种弱肉强食、冷酷无情的丛林法则之中。因为对于共产主义的反感和仇恨，共产主义社会转型之后往往向它的对立面，“倒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倒掉了”，将诸如社会公平、保护工人等共产党强调的价值统统抛弃，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灾难，也将会对中国的工人运动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因。”韩东方说：“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每一个中国工人的权利和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贫富悬殊也可以得到控制。每一个中国工人也可以像北欧国家的工人那样，在工作中发挥自己所长，而不单单只是为了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