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份中国经济数据，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略微上升至6.0%。以此同时，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4.3小时，比3月份减少0.5小时。宏观数据微小的起落背后，实际上暗含了无数工人工作生活上的一波三折。珠三角地区一家服装厂的工人自二月起，经历了延迟复工、被放无薪休假、被辞退、只能在小型工厂打临工等一系列状况。
在疫情爆发前，这间规模三百余人的服装厂主要接外贸订单，工人每个月拿到手的有基本工资两千元以及加班赚来的补贴两千元，合计四千元左右，订单数量多、加班时间长的时期，工人也可能一个月拿到五千多元。然而，随着三月份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全球制造业需求大幅下滑，国外客户不得不削减订单，使得制造业内人力供过于求。这家在珠三角地区经营了七年有余的服装厂也未能幸免，订单数量降到了零，工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受到影响。
工厂老板的感情牌，工人“自愿”的无薪假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2月9日24时”的规定，该服装厂原本计划让工人们在2月10日到岗，但由于疫情依旧严峻，增添防疫物资又是一笔额外的开支，工厂管理层决定将复工复产押后，在二月份余下时间继续停工。为了说服工人停工一个月、不要二月份的工资，老板首先找到办公室人员表明意图，再由办公室人员找主管、主管找工人，工厂自上而下、一层层帮老板打起了感情牌——在讲明工厂现时确实没有订单的困境后，工厂以询问大家“愿不愿意和老板一起共度难关”的方式，说服员工签下了自愿放无薪假的纸质通知。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劳动法只对带薪休假制度设有明文，而对无薪休假制度的规定几乎是空白。因此，企业在开始放无薪假之前，往往会通过让员工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来和员工“达成一致，从而规避可能的风险，疫情中的服装厂也是如此操作。
一名接受中国劳工通讯访问的知情人士表示，比起思考自身权益是否受损，工人往往单纯地凭感情做决定，较为缺乏长远的考虑。“工人里面肯定有一部分有部分向着老板啊，其他人见到这些工人签了字，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也签了。”在一部分工人先签署了工厂的纸质通知后，羊群效应之下，其余工人也纷纷同意了工厂二月份放无薪假的安排，更有工人觉得自己二月份也确实没干活，“不好意思要二月份的工资了”。
当工厂工人行动不统一时，工人们难免陷入随大流的情形之中。与此同时，由于工人们对劳动者权益不甚清晰，在劳资协商出现时也没有现成可寻求的帮助，工人们在“单纯地凭感情”做决定之外并无多少选择。
订单退潮，工人加班被取消、工作时间减少
自四月初起，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愈来愈多中国工厂订单被取消，工人复工但没活儿可干的困局也浮出水面。2018年，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占有高达28.4%的份额，而制造业订单减少直接将工人们置于被裁员的境况里——这也是此次受访珠三角服装厂的近况。
为了应对没有订单、盈利减少的情况，工厂老板在放无薪假、取消加班后，又进一步决定裁员。知情人士表示，被裁员的局面是工人们所未料到的，“工人签了（无薪假）协议之后，老板又开始讲之后的事情了。”不论被裁与否，服装厂工人的工资都受到巨大影响。
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由底薪和加班补贴构成，而加班所得往往占大头，本来“做六休一”的工作模式在疫情之后一下子变成了“做四休三”，每日八小时工作以外的加班也被取消了。仅能领到两千多元的底薪，工人的日常生活一下子成了问题。
正是因为工资减半带来的巨大冲击，工人们在老板再提出裁员的时候并没有坚持留在原厂，“工人们想着反正我在这儿也没工开，拿着两千块钱，不如快点出去找（新的）工作。”该知情人士这样解释。拿到足够支撑自己生活的工资、尽快有活儿干始终是工人们的首要考虑，至于老板是否遵守劳动法的规定，是否提前一个月通知工人终止劳动合同或给予经济补偿，工人们并不怎么考虑。
究其原因，工人们一方面对疫情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冲击认识不足，认为自己只要换一间工厂，工资随即能回到正常水平；另一方面，“不少工人还觉得自己有技术呢，比如一些车位工人，服装厂也以车位工为主”，然而专业技术在疫情面前也没有地方能发挥。据悉，现阶段找到新工作的工人多数在几十人规模的小型工厂开工，这些工厂的主要业务是供应国内小型订单，业务量和疫情前的大型工厂自然无法比，在这里的工人们做完一单，往往也不知道下一笔订单要等到什么时候。纵使可以开工，工人们也只能断断续续地上工，工资仍与疫情前相距甚远。
缺乏信息与缺乏组织的工人群体
在关注服装厂工人工资及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该服装厂在疫情下的经历也体现了工人长期缺乏信息及缺乏组织的困局。
首先，工人们低估了疫情给全国经济和自己所处行业的影响，许多人乐观地认为，此时再次投入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情况不会和疫情前有过大差别，直到找工作遇到困难，他们才发现就业行情前所未有得差。应该从何处获取更及时的行业信息，又可以从何处寻求求职、转工的建议，对工厂工人来说无疑是空白状态。
其次，当老板试图对工人既有权益作出变更时，工人们各有各的做法，有的在一开始就选择妥协，其余工人被迫接受老板的安排。如果工人能够集体行动，在有组织的情况下统一回应资方的要求，工人们的被动处境也能有所改善。
同样是面临工作时间被削减、失去工作，越南的服装厂工人选择了以罢工作出回应。位于越南南部同奈省边和市Long Binh工业区的日资服装出口公司在没有给予工人任何经济支援及求职帮助的情况下解雇员工，工人于4月27日及28日发起罢工，该工业园区的工会为此成立了特别工作组，最终企业决定以削减工作时间代替裁员。5月，位于越南北部北江省越安Van Trung工业区的港资服装公司决定在接下来一年停掉所有员工福利，约900名工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罢工，该工业园区工会也介入其中，资方最终让步，同意每两月发放一次工龄奖金，并承诺削减员工福利只是临时措施，当情况好转时，将恢复其余奖金。
由此可见，工人若能主动发起行动与资方进行交涉，工会在其中发挥组织、协助的作用，纵使疫情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营困难，雇主往往也能够作出让步，在企业利益和工人权益中找到平衡点。反思此次广东服装厂裁员事件，工会有效地代表组织工人，才能在劳资冲突抑或经济危机时期给予工人最切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