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 Anand认为，随着印度全国封锁政策的延长，印度政府现在应直面其陷入危险境地的劳动关系。
在全球政治领袖们看来，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家居隔离这些遏制新冠病毒流行的方法显得愈加迫切。最极端的例子也许就是印度——这里，封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保持社交距离给全世界工作模式带来巨大改变——人们将工作场所挪到线上或是在家办公等等。然而，即便在发达国家，这种简明转变的背后也暗藏特权，因为并非所有行业都能实现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只有那些家中拥有足够资源和支持（例如稳定的互联网）的劳动者才能居家办公。
自年初中国爆发疫情以来，我们不难发现，尤其对那些能在公共卫生灾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岗位，离开原本的工作地点往往是种奢侈，例如环卫工人、送餐员、出租车司机、护士以及护理人员。这些劳动者对保持社交距离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并批评了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一刀切”。
在印度宣布为期三周的全国封锁后，数百万移民工人离开城市，一个个令人心痛图像和故事清楚地表明，这种过分简单化的防疫措施应叫停了，与此同时，印度劳动关系的现状也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3月24日，印度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后，留给全国十三亿民众的时间只剩四个小时了，人们在慌忙中储蓄物资但还是赶不上关门的速度，而那些本来就处于边缘位置、仅能勉强糊口的贫困及弱势群体最终被国家政策抛弃。
如此决定性的政策并未考虑数量庞大的劳工群体，政府的做法其实反映了其对劳工群体缺乏认知，在决策制定中更是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工作场所、招聘场所关闭期间，工人们没有收到来自国家领导层清晰且积极的保证，他们的焦虑加剧，别无选择只能徒步回家，从城市走回乡下。
此外，由于各邦边界封锁导致交通停运，工人们本已十分严峻的境况进一步恶化，他们大包小包、拖家带口地往家步行，一路上也没有食物和饮用水。封锁城市、仅预留给民众四小时的反应时间，这严重影响了数亿低薪工人，如此将工人群体置于不顾不过是在政策制定和实践中突显了中产阶级和城市精英的特权。
印度城市中的非正规劳动者
迄今为止，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在封锁期间受到的冲击最大，他们大多数人缺乏专业技能、收入低、没有雇佣合同（最多也不过是内容模糊的合同）、工作环境不稳定且缺乏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或福利安全网。鉴于地区差异和工作的不稳定性，很难准确评估印度的非正规劳动者具体有多少。不过，印度国家抽样调查组织（NSSO）2017-18年度的定期劳动力调查显示，全国约有4.15亿非正规工人，其中包括大量来自农村、在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他们工作于各个行业，例如建筑业、制造业（工作地点包括工厂、车间甚至家庭）、家政行业，还有人是街边小贩、废品回收工人、环卫工、餐厅服务员、食品配送和配套服务以及各式运输的从业者。他们的工资通常按日结算，日薪从400卢比到1000卢比（约5美元到13美元）不等，因此，攒钱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许多非正规劳动者甚至没有适当的银行帐户来存储他们的收入。
孟买的皮革工人，照片：P.K. Anand
印度城市的大部分非正规工人是由季节性和循环性移民工组成，这些工人不会永久性地搬到城市（其中许多人没有家人随行）；实际上，他们每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转几次。毫无疑问，这一数量庞大、流动性高的群体给当局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但这也成了行政及监管部门经常拿来逃避责任的借口。不愿承认非正规工人的重要性，亦不愿在政策上及实践上让他们融入城市空间，于是，当危机发生，不论是对形势进行预测还是采取具体行动当局都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在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城市的不稳定生活状况，以及不适当登记制度导致获取公共服务困难的现象正在蔓延；这与中国的户籍制度高度相似，在制度上将农民工群体置于劣势。
疫情与封锁进一步加剧了非正规工人对国家的不信任，警察表现出来的敌意和霸道、司法部门的冷漠无疑是根本原因。上级司法机关没有有效履行其宪法责任，而是因免除了中央政府对移民工人的责任而受到批评。印度民主制度建立在机构问责制基础上，此次疫情使其健全性受到了严格的审视。
非正规工人的困境也迫使我们深入思考种姓和性别问题。甚至在非正规劳动力中，最弱势及处境最不利的仍是低等种姓的人，包括劳动在一线、关键岗位上的工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有部分被视为低下及禁忌。疫情期间，女工受到的严重影响来自社会中限制以及父权障碍两方面，尤其是那些从事家庭劳动和护理工作的女工。
展望未来：前进的道路
三周后，印度宣布延长封锁期至5月3日，这将对国民生计产生深远影响。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基于印度政府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印度有四亿非正规工人将进一步陷入贫困。面对如此后果，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应相应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考虑到印度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尤其是在税收和财政资源方面的情况，应对非正规工人的政策应该由中央政府来领导。
针对移民工群体的的调查表明，国家应将社会政策及支持系统普及化，而不是退居二线、任由工人自生自灭。新政策及措施才能全面解决问题，疫情只是重申了这种必要性。4月8日，中央政府启动了为期四天的行动，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移民工数据库，为制定出一揽子救济计划做准备。该行动旨在收集各个领域的有关信息，并打算涵盖所有形式的非正规就业。尽管这听起来不错，但截至目前，中央政府三心二意的临时措施很大程度上仍在当前经济体系之内，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几乎起不到真正的作用。更让人担忧的是，政府可能没有采取真正的刺激措施，反而推出紧缩政策。
印度国家能力较低，这意味着政府不得不让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到有关非正规劳动者的实地工作中，从而根据具体行业的需求和要求制定计划和政策；这种合作确保了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参与，既不是完全的自上而下模式也非完全自下而上。过去，这种合作推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包括《知情权法案》及《农村就业保障计划》。需要指出的是，主流工会几乎完全缺席关于非正规工人的对话和辩论，这只能强化人们对贵族或正规就业者享有特权的观念，而实际上，正规就业只占印度劳动力的一小部。
对于印度而言，要提升为最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此次疫情正是理想的时机。对非正规就业问题视而不见，或是简单地假装问题不存在，在此时此刻都显得不合时宜，是时候由国家承担提供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充当执行者了。
P.K. Anand是德里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属中国劳工通讯特别报道系列，本系列旨在分析中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并促进全球南方工人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