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五一劳动节，在这个纪念世界各地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天的节日，我们正在中国目睹一场历史的倒退。中国工人阶级今天失去了自身曾经争得的自由和权利，写在法律上的工时限制也成了一纸空文。工人们愈来愈服膺于以资本无止境累积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他们为此付出了前所未有地多的劳动时间，然而获得的只有工资，所有生产的成果都被夺走。
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人正式工作之前，一切都显得格外自由：工人选择工作的对象，老板则挑选他们认为适合的员工，劳动力的出售似乎你情我愿。但只要企业取得了工人的劳动力，这个幻象便会结束。实际上，为了得到工资，工人们迫切地要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支配了劳动力的老板，则最大限度地使工人为自己生产最多的商品，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由此让预付的价值得以增殖。
近年，中国工人对超长工时产生愈来愈大的不满。互联网企业员工的996.icu网站，写满了企业肆意延长工时所违反的法例；超市员工抗议工时过长，以及企业以弹性工时来变相克扣加班费；塔吊工罢工抗议工时过长且无加班费等。这样的声音大概还太过微小，但确实在增强。工人们明白︰自己不作出改变，便只能任人鱼肉，一如百多年发起工时斗争的先驱一样。
在中国的工厂……
在中国的电子厂，工厂主正用尽各种办法使工人延长工作时间，为他们创造更多的价值。在一些工厂里，工厂主计算出工人每天一刻不停所生产的最高产量，然后把按昼夜两班的方式让工人照这个既定的产量劳动。工人的劳动时间完全按生产线的产出而定，为了完成产出，八小时的工作天远远不够，他们被强制加班，吃饭时间要一再压缩，这样的情况接近全年无休。总之，工时是为了产出而决定，不是按工人的需要来制定。
在一份工厂调研报告里，一个在安徽滁州立讯精密有限公司打工的工人这样说︰
“首先一天的八小时工作是必要的，同时还会有两个小时的加班，这两个小时加班是必须要加的班，这样算下来我们每天要连着干10个小时。中间会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但是吃饭时间以生产线情况确定，为了产量能够完成，通常我们只有四十到五十分钟的吃饭时间，再加上时常会因为产量不达标延迟下班十几分钟，提前上班十几分钟，一天的有效工作时间均在十个小时以上。周六周日通常不会休息，通常会在白夜班替换的时候休息一天，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可能只会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当然这与劳动法规定的“在不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一个月只能加班36个小时”严重相背。”
在这种工厂的劳动生活里，工人工作一天后太过疲累，以至工作以外就是休息时间：一醒来便是工作，一躺下便是睡觉，长时间的工作掏空了工人的一切。这样延长工作时间，也为工厂主带来了惊人的利益。粗略估算一个月为30天，工人每月休息一天，除此以外平日需要额外延长劳动2小时，假日则延长10小时。由此，工人额外的劳动时间便达到122小时。换算成八小时工作天，工人实际上多工作了15.25日，相当于多劳动了整整半个月。
在另一些工厂，厂主则不阻拦工人下班，但由于基本工资订得太低，工人因生活所迫要选择加班。透过操作件计工资的单价，工人如果不加班，每月只能得到3000多元的工资，扣除大城市的租金、日常饮食的开销已经所剩无几。因此，工人延长的工作时间每月仍能达到130多小时（相当于约16个工作天），而且还要背负“自愿加班”的名义。
在互联网大企业……
所谓的996工作制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中蔓延。在这些企业里，与工厂不同，产品规划的工作进度可能脱离实际，甚至一个产品开发所需的劳动时间并未得到精确的计算，但这对企业主来说无关重要。产品开发落后进度，编码出现问题没有良好运作，以至产品由概念化成实际的所有试错过程，全都让员工超时工作来解决。互联网企业的劳动时间是以产品开发的进度决定的。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访问了一位高科技企业员工，他这样描述互联网公司员工的劳动过程︰
“传统的我们去做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产品发展路线，但是互联网这边可能都是这种敏捷开发的形式，它不太会有特别明确的开发方向。在一个东西出来之前，很多时候它都是我们说的用那种暴力破解法的，就是不断的穷举各个路径，所以它就需要你特别的快，然后其中的某一个路径刚好撞上了用户的喜好，成为一个爆款的产品了，就会得到比较大的收获，所以很多effort都是用在这种穷举不同的路径上，它不断迭代新产品，通过快速的迭代来不断的占领这部分市场。 ”（标注由作者加上）
不能误会的是，这样的试错过程并非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进行，而是发生在一个有严格绩效考核的企业里。每一个季度里，工人的劳动成果都要根据指标来计算分数。在编程开发的企业，工人编码的行数、bug的修理数目、系统正常运行的时间、处理问题的速度都会换成评分等级，被评上低级的员工则蒙受惩罚和警诫。为了不失去自己的奖金，为了不被夺去晋升的资质，以至为了不被裁员，所有人都被迫参与这场竞赛。然而，必然有人会得到最低分，预设的结局不会变，只是最终落在谁身上要经由工人的竞争来决定。由此，没有工人在赶上进度前会下班：
“基本上6点半可能你还没办法把事情弄完。因为白天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的什么开会，各种占用时间的事情，就真正的去抢进度的时候，或者去完成功能的时候，可能到6点半是没办法真正完成的。而且它都会限制了每个周或者是每个季度的这些KPI，所以你还是需要把这些事情都完成，才能可以早一点离开的。”
企业为了完成产品的开发，以及确保所有功能的正常运作，已经把工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打破了。在互联网企业，没有彻底的下班，程序员与互联网的连接，使他们无时无刻都处于待命状态。与工厂不同的是，高科技产品的临时故障和突发事件特别多，就算在工人通勤和休息时，紧急漏洞、员工的需要和求助还会继续传来。员工随时都要接入公司网络和服务器，为客户解决问题。
即时通讯软件的发展，更把监察伸向了员工的休息时间︰“它比较讨厌的一点就是钉钉（注：企业的即时通讯工具）这个东西，它看过了会显示你已读的，就是你不回又不行这种，比较烦人。然后这个群里你发一条消息也是谁读了，谁没读，上面会显示出来。”
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在高科技企业里，75%的员工平均每天工时超过8小时，更有32%的员工平均每天工时长达11小时以上。采取弹性上班时间后，工时在8小时以内的工人更下降至不到15%，其余85%的员工均处于常态加班。在整体受访的员工中，更有超过三成人连一天带薪假都没有休过。
在城市的路上……
在中国，近年还出现了一种标榜弹性工时、自由决定劳动时间的工作模式，其中以外卖员的平台劳动最有代表性。工人用手机在平台上注册，以此收取平台算法派送的工作。在每一单工作任务当中，工人都重新确定要出售劳动力，以获取系统计算的单价。正是在这种形式最自由的劳动力出售平台，我们看到了最不自由的工人。
在平台接单的过程中，理论上工人在每一单新任务时都可以选择退出，然而事实是愈来愈多工人每天为平台工作10-12小时，甚至超过12小时的也为数不少。工人的生活压力在这当中自然占了大部分原因，但系统算法的设定逻辑则同样延长了工人劳动的时间。
外卖平台希望工人派送更多的单，同时保证工人的送餐速度，它的系统是为了鼓励骑手高产而设计的。工人完成的订单愈多、准时率愈高，为平台创造的价值愈高，系统才会分给工人更高的等级，使工人能得到条件更好的单。对于等级较低的骑手，系统都对他们的单量作出预期，会按此分配工作。特别是在送餐高峰期时，系统为了确保配送效率，会先给高级骑手分配任务。
对一个经验不足、工作稳定性低的外卖员而言，一般平台派单的配送费是不足以糊口的。特别是外卖平台近年确立了自己的行业地位后，他们给予工人的单价愈来愈低。要增加自己的工资，工人必须透过提高每次配送所送的单量、压缩平均劳动时间来提高劳动强度（这点愈来愈被人所认识），另一个方法则是增加接单，以此获得系统分配更好的配送任务，同时延长劳动时间。
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里，有着这样的记述：
“一位美团众包骑手这样讲述了具体的等级设置：一周之内，完成有效订单140单，准时率达到97%，将成为白银骑手，每周可获得140元的额外奖励，若完成有效订单200单，准时率达到97%，则会成为黄金骑手，每周额外奖金220元。在饿了么，单量则直接与配送费挂钩，每月完成订单数在500以内，每单5元；500到800单，每单5.5元；800到1000单，每单6元……依次类推。而在游戏规则中，积分将以周或月为单位清零。”
因此，只有那些每天为平台劳动10多个小时，同时又保持每次配送都准时，不拒绝系统派单的骑手，才有机会得到一笔较高的工资。从工人主观的感受而言，他们赚到更高的工资是因为自己多劳多得。但事实是，他们过往的派单量早已由系统记录，每天能够执行的单量亦以由算法估计过，并按此分配工作。因为工人长时间劳动创造了巨额的价值，平台才愿意相应地提高他们的工资。
夺回工人制定工时的权力
在中国，工人长时间劳动后猝死的现象已经再次出现，我们定期便能在新闻上看到这样的报道。
2019年12月3日，49岁的外卖员吴德宏在南京干完活后，猝死在出租屋里。吴德宏死后，记者调查指，吴做外卖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最拼命时，曾经两辆电动车换着骑，从早上九点一直送到夜里一点，后来才把结束时间提前到了晚上十点，但工时仍然长达13小时。在2019年，他整整一年除了送外卖以外，其余时间都在出租房里度过。平台的数据显示，从7月至今，他最多一个月接到过508个订单。那是11月，他绕着南京城骑了将近2000公里，换来5630.55元收入。
今年1月3日，网上则流传出一名22岁的拼多多女员工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后经拼多多证实，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公司，一名张姓女员工在凌晨一点多下班路上晕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位拼多多的离职员工透露，猝死员工负责的多多买菜项目中，工作非常辛苦，员工从零组建业务，有时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
这样的情况，自然不局限于个别的行业。事实上，超长工时已经为中国工人带来各种长期疾病和精神影响。长时间的劳动使制衣厂工人视力下降、年轻的工人染上抑郁和焦虑逃出电子厂，超过40岁以上的互联网员工身体严重失调，精神衰弱，大量被企业淘汰，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新常态。
然而，这些新闻播出后，社会总是有一阵热议，但工人每天被迫延长工时的情况仍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甚至只换来资本的嘲笑：为了防止工人受不了电子厂的工时和工作压力而轻生，工厂主在宿舍装上护栏和防护网。他们是在说︰就算你要跳楼，也不要在我们的园区里跳。另一边厢，马云、刘强东等人则把超长工时说成福报，说自己“从不强制”，继续为自己开脱。国家部门总是在研究讨论，发舆论谴责，工会每天在办活动让工人入会，但就是对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无动于衷，放任那些严重违法的企业逍遥法外。
2021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至少得认清一件事情，要重新掌握制定工时的权力，要从资本手上夺回劳动者的时间，只能由中国的工人们来完成。一天我们选择让渡生产和组织劳动力的权力，工人的时间便不再属于自己。百多年前各地工人阶级对工时的斗争，也需要在中国再次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