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yamma是班加罗尔卡纳塔克邦（Karnataka）服装工人工会（KOOGU）的联合秘书。她向中国劳工通讯讲述了印度制衣工人的斗争，以及她从受虐者到工人领袖的个人经历。
2012年，当Tayamma第一次来到班加罗尔的Shahi 8号工厂工作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胆小且容易受骗。她的成长历程非常艰难，第一语言是泰卢固语（Telugu），而不是这个城市里常用的卡纳达语，她发现很难适应。
她说： “我以前很怕别人骂我或者对我发火，我会大哭。”
Tayamma和我们讲了她在班加罗尔郊区租房的时候，有人骗她去投资。那是一个专门针对低收入工人的虚假投资计划，号称只要几年就能获得15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3万元）的收益。
“最终，我的同事起了疑心，让我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个基金的信息。我去问他，我付的钱到底去了哪，他变得焦躁不安，开始辱骂我。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工厂里的一个工会组织者，她让我去找工会，说工会会支持我，和基金代理商谈，把钱要回来。他们确实帮了我，那个人退了一些钱，虽然不是全额。”
自从Tayamma成为工会的一员并开始参加会议后，她逐渐了解到所有制衣工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且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变得更加自信。很快，Tayamma就开始参与组织工人的工作，并在2018年帮助成立了一个9人的工会委员会。就在那时，她和她的工会姐妹们引起了强大的Shahi 8号工厂管理层的注意。Shahi是印度最大的服装制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60个生产单位。
“我们动员了工厂里的工人，要求在工厂成立由工人自己组建工会委员会的权利。我们希望管理层承认我们的委员会。但是经理把我们叫进去，让我们停止组织活动。我们说这是我们的权利，他们非常生气，开始辱骂我们，还对我们动粗。我头部受了重伤晕倒，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在做 CT 扫描时发现了血块。“我现在头上还有缝针的疤。在治疗期间，有六个同事给我献了血。我的工会同胞们在医院白天晚上地照顾我。我不能自己动，全靠他们照料，一直到我康复。”
“我觉得很幸福，他们非常爱我，我们现在就像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一样。因为受伤，我有时会在工作时晕倒，但是我的同事会照顾我。管理方才不会关心，但是同事就像家人一样帮助我。工会就是我的力量，因为我的工会，我才能活到今天。”
Tayamma解释说，资方之所以采取暴力镇压，是因为他们担心工会会提高工人的权利意识，从而降低工人的服从程度。他们以为以肢体暴力对待工会代表能恐吓其他工人，使大家屈服。
然而，工人们非但没有屈服，反而激发了工人的自主性。KOOGU向当地警方投诉了殴打事件，并对从Shahi购买服装的国际品牌施加压力。在美国工人权利联盟（Worker Rights Consortium）进行调查后，对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被解雇。
“我觉得任何工人都不应该经历我不得不忍受的那些虐待。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为工会工作。如果任何人遇到问题，我都会支持他们，并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我作为工会代表的职责。”
服装工人登记加入工会。图片来源：KOOGU。
Tayamma强调，服装工人不能依赖政府的帮助，工会几乎是低薪工人唯一可用的资源。
“政府支持的是大企业，而不是工人。他们只关心企业和工厂，他们希望企业和工厂壮大繁荣，但这会改善工作条件吗？政府帮助老板和工厂从工人身上榨取劳动力。如果政府是为工人服务的，为什么工资水平没有提高呢?”
在Shahi工作了8年之后，任职产品质检员的Tayamma月收入仅为9500卢比（约合800元） ，堪堪达到她所说的维持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所需的一半。
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情况变得更糟。
“在大流行期间，政府做了什么?” Tayamma问道，“政府没有为劳动人民提供任何设施，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没有工资，付不起租金，人们受苦受难，没有食物。只有比较富裕的人才得到了支持。而移民工人没有配给卡，他们怎么得到政府发放的口粮呢？政府宣布了一些计划，但工人们不得不每天排8小时的队，连续排5天，就为了领取一小袋大米和扁豆。”
对于Tayamma来说，成为一名工会代表意味着一种持续的奋斗。但工会已经成功将资方拉回谈判桌，并且赢得了一些工作条件的改善。
“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工人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和安全饮用水。他们过去给我们提供的饮用水非常不卫生，许多工人喝了出现皮肤病和其他健康问题。我们在集体谈判会议上提出了要求工厂改善饮用水，管理方同意了。”
“他们现在每两个月检查一次水质，而且因为工会的缘故，在食堂引进了热水还增加了座位。我们还谈到，请病假的工人不应该承担生产目标。”
去年大规模疫情封锁后，制衣厂重新开工，包括Shahi在内的许多工厂以公共卫生为由，取消了周围村庄的班车服务。这意味着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工人要么每天徒步大约100公里去上班，要么就得辞职。工人们组织了一次罢工，要求工厂恢复班车服务。
“只有在罢工之后，管理方才愿意听取我们的声音。工厂重新开通了班车服务，但费用增加了。这些村庄位于野生动物密集的林区。女工们晚上很难走这条路回家，所以工会现在正在为她们支付车费，以确保她们都能到达主要的公共汽车站，在那里集合乘坐巴士上下班。”
对于现年35岁的Tayamma来说，这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成长。她的父母在她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她被送到班加罗尔附近的一家孤儿院长大。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哥哥和嫂子强迫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由于受到丈夫的虐待，她离开了丈夫的家，但随后被她的兄嫂扣留，以索取她的家产，Tayamma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几个月才设法逃脱。她在班加罗尔郊外Tavarekere附近的一个印度教寺庙受到了庇护，她在那里工作了三年，为寺庙做饭打扫卫生，以换取住所和食物。后来Tayamma到了服装厂工作，她仍然每周抽出时间到寺庙做一次义工，以表达对收留和帮助她的祭司的感激之情。
她现在和家里的任何成员都没有联系。Tayamma说，工会和同事就是她的家人。
要了解更多关于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的信息，请参阅我们在去年疫情高峰时期撰写的工会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