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的一系列经济数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疫情中，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仍然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首次超过百万亿规模，比上年增长2.3%。
去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9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不过，这些职位可能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因为农民工的规模有所下降，总量为2亿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过去十年间，农民工总量一直在稳定增长中，但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2020年是首次记录到农民工总量下降。
其中，本地农民工1亿1601万人，下降0.4%；外出农民工1亿6959万人，下降2.7%，亦反映出失业对农民工，尤其是外出农民工影响更深。去年一直被受关注的失业问题在官方统计中并未显得特别严重，2020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4%，12月调查失业率为5.2%，其中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7%，均与11月和2019年12月均持平。
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去年面临严酷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仍是无容质疑的。即便没有坠落成为失业大军，但工人们顶着劳动力竞争的压力，甘愿承受更高强度的工作。企业的竞争有增无减，很多工人面临拖欠工资的问题。去年，中国劳工通讯共收集到800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其中660起涉及欠薪，92起涉及工人抗议管理方式，71起关于企业搬迁和倒闭等。
在经济整体复苏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相对较高，同比分别增长3.0%和2.6%，高于GDP增速，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则为2.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长最为突出，分别比上年增长7.1%、6.6%，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3、3.8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设备的产量均增加了19.1%、17.3%、16.2%、12.7%。
至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重振中国经济的基建投资则只是上升了0.9%。反而，房地产（包括住宅、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的投资增长达到7%。
去年，中国劳工通讯收录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仍然以建筑业最多，共358起。当中，关于住宅建设和基建的讨薪事件最多，皆为111起。与商业楼宇、室内装修相关的讨薪事件则分别约有30-40起。建筑行业层层分包所导致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未解，即使是疫情间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建设也出现了同样的欠薪问题。
制造业的集体行动则录得87起。在这里，电子业的抗议同样较多，有22起。去年11月和12月，两间大型电子代工厂富士康和昌硕科技均发生大型合同工抗议事件。短期的合同工为电子厂生产了大量科技产品后，却出现派遣公司拖欠返费，或工人被迫调迁而可能失去返费的情况。随着中国电子厂规模愈来愈大，生产的产品更为精密和复杂，企业却由于机器的普及和产品周期缩短而雇用了更多派遣工，加剧了劳资矛盾。
服务业和物流运输业也备受关注。统计局数据显示，服务业内部出现分化，部分行业表现亮眼。特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16.9%，增速快于第三产业14.8个百分点。得益于文职人员在家工作，以及网上消费在疫情间广为普及，网上消费增速明显高于整体消费。去年，中国网上零售额增速增长10.9%，明显高于消费增速。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9%。
服务业内部的分化产生了不少劳资纠纷。去年，服务业及运输业的工人集体行动分别为144起和156起。其中，一些餐厅和酒店由于人流下滑，生意额大跌，出现倒闭和拖欠工资，共有32起。本地超市、汽车销售店等零售批发行业，以及健身房等体育和休闲行业均分别录得30起和25起讨薪、倒闭抗议。
蓬勃发展的网络电商，则因为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造成严重的劳资矛盾和工人抗议。快递网点被总部持续压价，骑手工资被压低甚至出现拖欠，全年共发生了31起罢工、抗议。不少网点的货物因为停工而堆积如山，在去年“双十一”前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另一方面，近年录得不少抗议的外卖行业今年则只有3起集体行动。由于外卖行业是大量就业不足工人赚取工资的少有渠道，不少外卖员被迫忍受平台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持续下滑的工资。互联网行业的集体抗议同样较少，只有7起讨薪事件。不过，“996”工作制近来已发生新一波抗议，过劳问题造成拼多多两名员工过身后，激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财新网指出，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中，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869元，同比名义增长6.6%，高于总体，并据此认为对该低收入群体的兜底救助有一定成效。事实上，情况并不见得如此，统计局的另一项数据指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长2.8%。但考虑到去年通胀率为2.5%，不少工人的实质收入并无明显提升。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过去十年间变得更严峻。在2013年至2019年间，城镇居民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34000元，而城镇居民低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5500多元。如果把农村居民计算在内，贫富差距变得更突出。2019年，城镇居民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91683元）比农村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263元）足足多出了87420元，比2010年的差距39288元翻了一番。
今年，中国工人阶级将要面临更不稳的生存环境，以及经济在复苏期间的重组和竞争，集体行动将有增无减。去年的集体行动中，政府共介入162起事件，出现协调谈判的有292起。不过，76起事件中有警察出动，差不多一成事件中有工人被打，17起事件有工人被捕。工人们出尽办法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工会并未有所行动，在800起事件中，只有2起录得工会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