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州富士康工人大批出走“徒步返乡”
郑州富士康厂方隐瞒疫情、强迫确诊工人上班的消息在10月25日陆续于网上流传。一名郑州富士康的工人在微博上透露，厂区有工人确诊，30人一批次的抗原快筛有5人验出阳性被拉走。 “光确诊的，没超过2000人我都可以把头割给他”。这些确诊数字并未反映在郑州市的疫情数据上。
富士康爆发疫情的消息传开后，一名2022届菁干班的成员在网上撰文，指出富士康疫情“早在10月8号就已经初现端倪”。随着疫情蔓延，厂方在10月14日对工人实施闭环管理。然而，十多万工人集中在厂区，与外界隔绝，虽然限制疫情向外扩散，却造成内部大量人传人，令疫情更严重。成了密切接触者的工人不愿上班，富士康厂方则强迫他们工作。 “出现阳性病例之后，该小组很害怕，不敢进车间上班了，但是管我们的领导依然强烈要求要进入车间，继续定岗定位。”
另一方面，对于不上班的工人，厂区不会为其提供饮食，亦不会为其上门提供核酸检测，工人要检测和吃饭就要上班。为了压制疫情，富士康在10月20日取消堂食，加上厂区的商店被限制营业，使生活物资的供应变得相当紧张。 10月25日，网上的视频显示上百名隔离人员在疯抢食物。
由于厂区管理混乱，疫情亦未见缓和，很多河南省内的员工在10月29日决定立即返乡。网上因此开始流传一些徒步返乡的工人的影片。微信公众号“一号时务局”报道，返乡的工人包括回郑州周边县城，也有几百公里之外的周口，洛阳丶商丘。很多工人都是高中毕业生，二十岁出头，面对缺水缺食物的情况，沿途的居民尽自己所能，摆放了很多水和食品，成为工人在返乡路上的补给站。
在整个郑州富士康曝出疫情的事件中，有文章提出，消息皆是由富士康方面放出，而非郑州市防控部门。 “郑州官方通报的疫情，连续数日几乎是风平浪静，29日不过3例确诊，20个无症状”。
行走在农田中的富士康工人（网络图片）
二、电子、玩具、制衣业陷入衰退，电动车行业竞争激烈
财新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48.1，低于8月1.4个百分点，与5月持平，为五个月以来最低，反映中国制造业仍然处于收缩期。
经济衰退对电子、玩具、制衣行业等消费品生产首先带来影响。中外玩具网报道，奥飞娱乐、星辉娱乐、沐邦高科、高乐股份、实丰文化5家传统玩具大企业在去年净利润均呈亏损状态。香港上市企业奇士达今年上半年则裁员近60%，公司仅剩226名全职员工。动漫游戏美工的毕业生对工作的竞争现时十分激烈。
苹果代工厂的iPhone14车间亦正在拆线。由于iPhone14市场表现未如理想，郑州富士康已拆或将拆生产线的车间至少在5个以上。时代在线指，车间由于拆线，没给工人们安排加班，工人准点下班，是量产以来第一次早下班。
微博帐户“杀咸鱼的马特”一篇帖文提到，广州制衣村有些工厂断断续续地开工停工，甚至直接关闭，导致受访工人收入大受影响，目前平均每月拿到的工资只有之前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汽车行业的革新则正在加速。汽车产经报道，传统跨国车企巨头们这一代的发动机开发完后，暂时没有下一代的开发计划，国内品牌亦表示即便继续研发内燃机，也是为混动车服务。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异常激烈。财新网最新的报道指，2022年以来，特斯拉一直在提升上海工厂产能，该厂实际产能已超过75万辆，行内人士更指实际产能达100万辆。同时，特斯拉在10月24日宣布大幅下调国产Model 3和Model Y售价，发起价格战。
新能源汽车的新一轮竞争令更多具机械工程专业的工人陷入转型焦虑。汽车产经访问的工人指，车企发动机工程师的技术自豪感已经消失。工人们表示，研发发动机的人转做新能源汽车的选择面很窄，只能做增程器。这批工人假如要找到匹配新行业的工作，往往意味着要放弃原居地建立的社会关系，重新安排家庭内部的分工、子女就学、购置房产等。
三、疫情下民航业亏损增加，空乘转行，机务人员青黄不接
界面新闻报道，受疫情影响，2022上半年民用航空亏损增加。民航局年中工作会议透露，日航班量最低时只有2967班，仅为2019年同期17.8%，整体亏损达1089亿元，其中三大航空公司占近一半。疫情前，三大航客座率普遍在80%以上，2020年疫情初期也维持在66%以上，2022上半年则跌至约60%。除了客运量减少，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也导致损失，因航空公司购买飞机、航材、航油等一般通过美元结算和支付。
九派新闻报道，近年民航乘务员数字下降，从2020年约102,000名乘务员到2021年约97,000名。九派新闻访问了数名转行的乘务员，有人表示飞国内航班不挣钱，飞国际比较挣钱，但可能需要经过极地、高海拔地区，以及适应时差，对身体造成损耗。有人表示过去常飞国际，月薪超过17,000元，这两年来工资却是3000-5000元，在北京连交房租也有困难。有人表示空乘晋升空间不大，工资有天花板。转行的方向多样，有人认为空乘转行的普遍难度在于接触的东西有限，甚至有人不会用电脑，优势在于知道如何与人沟通。
界面新闻另一篇报道指出，两年来民航机务人员（航空器维修人员）流失约9000人，流失比例14%。一个近期原因是疫情下机务群体的调薪基本暂停。不过，疫情只是原因之一，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于汽修等其他行业是长期问题。2001年，全行业人机比（人员数量与飞机数量的比值）是54.7，至2021年跌至15.6。机务维修属于保障性工作，不直接产生效益，被航空公司归为运营成本之一，且这项成本耗资偏高，企业往往着力要压低成本。
由于一线机务频频离职，业内有“青黄不接”的问题，新机务维修人员难以承担排故或者重大维修工作，只能维修骨干人员去做，这部分人疲劳愈发加剧，容易进入多干、多错、多罚的怪圈，骨干维修人员觉得“身心俱疲”。
四、多个家政平台暴雷，家政工遭遇欠薪追讨无门
今年以来，多个家政平台爆雷。根据财新报道，爆雷原因不仅是因为疫情冲击，还有平台以消钱补贴的方式盲目扩张、负责人卷款跑路。许多家政工遭遇欠薪，全国到处都有诉讼，但是难以追回工资，原因包括被告不出庭、申请强制执行却被告知找不到平台负责人的有效财产（但家政工表示，原来的平台高管其实成立了新的家政公司，转移财产，甚至叫原来的家政工到新公司工作）。
另外，家政平台往往要求用户向平台预付家政工的半年或全年工资。这笔款项由平台暂管（可能用作扩张或其他用途），如果平台爆雷、跑路，不仅用户交了钱不能得到家政服务，家政工干了活也拿不到应付工资。
五、千万青年考教师编制，临聘老师挣扎“上岸”
凤凰网报道，近年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急升，从2016年260万人到2021年多于1100万人，其中800万人是非师范生。背后原因除了国家希望提升中小学师生比，也因为青年考公、考事业编的浪潮。
中小学教师岗位竞争激烈，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报道，约29人竞争一个深圳老师岗位，平均录取比约3.5%。深圳老师年薪达30万、稳定、有几个月寒暑假，在疫情和裁员风波下，成为年轻人口中性价比最高的职业，甚至清华、北大的博士生也去面试。不过，“深圳微时光”采访的一位 “上岸”中学教师指出，工作时间和强度超乎想象。在深圳，中考比高考还重要，对高成绩的渴望对教师构成压力。受访者指“大厂996，我们007”，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在学校。小学老师表示，放学后还需要在微信回复家长信息，应对家长的质疑与不满非常磨人。
临聘老师的压力更大。与教育局招收分配到学校的正式教师不同，临聘老师是和教育局合作的机构签约，合同一年一签，没有稳定的编制。在教师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他们缓解了燃眉之急，却面对待遇不同的问题。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指出，大多数地方临聘教师的薪酬待遇都远低于在编教师，社保、福利也有所差异。
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叙述了几个温州市临聘老师的故事，家长称他们为“代课老师”，对他们不信任，令他们更精神紧绷地工作。他们努力考编，但每年录取率不断下降，“上有研究生等高学历人才来竞争“铁饭碗”，下有非师范生也可以参加考编的政策。”年龄的红线也在不断逼近，在许多地区，本科生参加教师编制考试的年龄限制在30岁及以下，研究生则在35岁及以下。另外，临聘老师以往会在培训机构兼职补贴生活，“双减”政策落实后，教师值日的时间延长，收入却下降。
编制问题还会影响到临聘老师的生活。“真实故事计划”指出，临聘老师在婚恋市场处于弱势。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则指，有临聘老师因为结婚、生育后没有备考时间，放弃考编。有人决定一定要先考编、再结婚生育，否则腰杆挺不直，也无法负担育儿成本。
六、老年人再就业大增，“生儿养老”观念正在改变
8 月下旬，以中国老年人才网的上线为标志，“银发族就业” 的话题再次提上公共议题。前程无忧对老年人口再就业发表的报告指出，日常生活开销（37.7%）、养老储备金（21.3%）和为子女分担压力（18.3%）是受访老年人认为的三大主要负担。现阶段，“生儿养老”传统观念正在改变，有些老人退休后，主动或被动工作用于补贴子女生活。
新京报报道，2020年2至9月，50岁及以上提交简历的求职者同比增长32.4%，增速是35岁以下求职者的4倍多。老年人口再就业的职位集中在餐饮、保安、环卫等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这些企业为了节约人力成本，不与再就业的老年人签订聘用协议，相关的医疗、工伤保险等亦不作办理。而且，在现行法律下，雇主大可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44年的规定，指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劳动合同终止，不与再就业的老年人签订劳动合同，而只签订劳务合同。
不过，《财经十一人》采访的老年人表示，即便面对法律上的空白，他停止工作后感受到精神上的匮乏，甚至出现焦躁情绪。对于他来说，日子慢得难熬，亟需各种活动来消磨时间。这种精神状态加上子女日常生活的重担，正在迫便退休后的老年人重投劳动力市场。
七、平均工时新高，原因包括居家办公、闭环生产
《中国劳动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指出，2022年前8个月平均周工时为47.3小时，较2019年同期增加了1.39小时。2022年7月、8月的周平均工时达48小时。以现在中国法定的每周工作40小时来计算，每人每月（按照每月平均4.35周计算）平均加班达到34.8小时。这个数字已经逼近中国劳动法的每月加班上限36小时。
失业率一般与工时增长呈相反趋势，通常经济下行、劳动力市场恶化会导致不充分的雇佣。正职员工可能被裁员转为兼职打工，工作时间自然下降。不过，与往年相比，2022年调查失业率偏高，周平均工时也是新高，显示劳动强度确实地加强。疫情下新的劳动形式是原因之一，包括白领居家办公、蓝领闭环生产。
八、劳动监察部门懒政化
《中国劳动趋势》整理了近十年政府人社部的统计报告，发现劳动监察部门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方面懒政化趋势严重。
中国劳动者遭遇劳动争议时有两条路径维权：一是司法/准司法路径，走劳动仲裁、不满仲裁结果可上法院诉讼；二是行政路径，向劳动监察部门（下称劳监部门）申诉，劳监部门再检查、惩罚企业。
从2013年至2022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总数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但劳监部门处理的案件数目和比例呈下降趋势（从60%到不足10%），越来越多案件通过劳动仲裁委员会（准司法/司法途径）处理。这对劳动者不利，因为劳动仲裁委员会仅仅作为第三方来处理工人个案，而劳监部门则可以针对企业进行主动出击、惩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另外，劳动仲裁通常与诉讼连结在一起，程序复杂，往往旷日费时，而劳监部门视乎行政部门的效率，有可能较迅速解决问题。
《中国劳动趋势》还指出，劳监部门的其他绩效（包括追回的工资数额、要求企业补缴的社保数额、主动检查的用人单位户数等）也大幅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