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人的基本权利始终危如累卵，一个个结构性的严峻挑战横在眼前，可工人们依旧充满力量，发出个人以及集体的声音，努力给当下失调的系统带去改变。此时此刻，仅仅让当局“听到”工人的不满已远远不够，“听清”工人的诉求更迫在眉睫——Manfred Elfstrom用今年出版的新书《中国工人与变革：抵抗、镇压与回应》（剑桥大学出报社，2021年）阐明了这个道理。
2013年，被解雇的高雅珠宝厂工人到广州市总工会求助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与政府政策之间的本质关联是什么？为了说明这个核心问题，本书以两场发生于东莞的工人集体行动开篇——2004年的兴昂鞋厂工人罢工以及2015年兴雄鞋厂（台湾九兴控股）的工人罢工。 2004年，大约5000名兴昂国际的工人就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等基本劳动权利进行了罢工，但工人的抗议行动很快演变为为打砸机器及损坏公司财物。政府没有立即对这一劳资冲突作出回应，而是最终出面拘留了数十人，并对十名工人提起刑事诉讼。好在有强劲的律师辩护及媒体的积极关注（中国劳工通讯充分参与了该次事件），最终，十名工人被告全部释放，部分刑期缩短并暂缓执行，未成年工人被撤销检控。然而十一年后，在利得公司的一系列事件中，情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千余名工人就雇主欠缴住房公积金发起了罢工，他们封锁道路并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关注。这一次，防暴警察及警犬出现在罢工现场，社交媒体上的贴文被大规模删除。但是，用人单位最终不敌压力，同意支付员工住房公积金。
基于两场工人集体行动，Elfstrom的关注点变得更加具体：在地区层面上，工人抗议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两者如何互动？通过将工人的行动与诉求排列开来，同时罗列出政府的回应，Elfstrom重点着墨的便是这两边的互动关系。在与政府官员（包括劳动局和工会）、工人、劳工组织者以及学者进行采访的过程中，作者每次聚焦单一变量，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优点。
为了比较工人集体行动模式以及地区政策回应的长期演变，Elfstrom选择了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及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为样本，江苏及广东在经济体量上极为相近，但农民工数量明显不同。江苏工人的行动及诉求相对而言保守，因此，政府往往能用官方机制有效地引导劳资纠纷；而在广东，工人们的行动及诉求更多变、更进取，对此，政府官员也选择用更严厉的政策予以压制。当然，这样比较并非要从两套政府对策中选一个谁更有效，但不同政策试图达到的目的确实是类似的：直接解决劳资争议，把集体行动的迹象、工人的抗争平息下来以求稳定，在体制内图个表现、讨好上级等等。
本书另一出色的地方就是点出了中国政府管制的本质——身处在限制众多的体制内，面对诸多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治理很大程度取决于官员个人，因此，政策的偶然性和保守性，两种特性都能在中国的政府管制中看到。在执政透明度及问责机制双双缺位的情况下，官员们复杂的个人考量就演化成了系统性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有效治理。具体到官僚本质的劳动系统，官员们热衷于踢皮球——把自己部门的责任推给另一部门，使得工人必须经历耗时又复杂的维权程序，导致工人最基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2010年代中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关键时刻，Elfstrom的研究为这一时期的劳资关系提供了宝贵见解。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此具体的研究很难对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对劳工运动的整体回应得出广泛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要更详细地研究资本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而不仅仅聚焦于工人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中国劳工通讯同时建议，劳工学者应把目光投向新兴劳工运动中心，包括内陆地区的河南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四川省等等。虽然Elstrom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工厂工人，但当下，建筑行业以及服务行业侵害工人权益的情况无疑更严重，工人的反抗也越来越多。如果对四川外卖员、快递员进行研究，可能发现与广东工厂工人类似的抵抗、压制与回应模式。但我们不应该假设这一模式放之四海皆准，更多工人运动的模式也许还有待观察。
综上，本书对想从学术角度切入中国劳动关系的人来说，无疑是书海中的上选。Elfstrom通过仔细的研究和严格的方法，不仅为中国工人，也为世界其他地区受压迫、处于权力不平衡环境中的工人，提供了一种赋权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