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酷热天气下，工人成最大受害者，工会不能止步于慰问和送清凉
近期，热浪席卷全球，中国多区出现炎热天气和热射病例（即极重度中暑）。浙江、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多地有工人因热射病送院，一些工人抢救无效最终去世。7月5日，陕西省西安市56岁的建筑工人王建禄因热射病倒在了收工回家的路上，结果女儿发现，父亲因为未签劳动合同，难以认定劳动关系，无法认定为工伤，连去年近6万元的工资也未结清；河南54岁洗碗女工韦巧连6月25日因重症中暑入院，后因热射病引发多器官衰竭，于7月7日死亡，但至今无法认定工伤。7月6日，浙江一名49岁的男工人在车间工作时突然昏倒，入院时体温40.7℃，已经休克。最终抢救无效，于8日凌晨去世。
建筑工地成为了高温天气重灾区。据每日安全生产记录，浙江湖州工地一女塔吊工人在60米塔吊上因为高温中暑而昏迷，最终由消防员爬上塔吊营救，送往医院；杭州有三位工人出现热痉挛，甚至有工人因为中暑头晕在5米作业架上跌落地面，造成多处骨折。另外，福建福州有塑料厂工人体温升至42度，吐血500毫升，治疗17天后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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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同样受酷热天气之苦，货车之家消息指近期多名货车司机中暑：厦蓉高速桂阳收费站出口，有重型挂车司机中暑晕倒在驾椅上；桂林象山一名大车驾驶员在高速公路因中暑半昏迷而急停在路上；重庆一送货司机在接货时晕倒在驾驶室内，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继续按部就班发文件。在今年6月发出的这份《关于做好2022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中，全总要求各级工会要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并要求单位为职工提供防护用品、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送清凉物资等。北京多个地方工会也宣传自己为关爱工人而开展了”送清凉”等各项工作，例如大兴区总工会指导当地环卫中心工会给工人派发防暑降温包；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向3000名建筑工友派发物资；中建二局项目工会在工地设防暑降温站，派发绿豆汤。不过，工会不应止步于由上而下的送清凉、派物资等慰问形式，而应在工作现场组织工人和工会会员举报任何危害安全生产、违反劳动者权益的行为，防止高温天气下发生任何工伤工亡意外。
二、新冠康复者遭遇就业歧视，招工要求“历史无阳”
7月12日，一篇题为《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 》的文章讲述了一位露宿火车站的外来务工者阿芬的故事，揭开了上海市疫情平稳下来后，出现了招工时拒绝感染过新冠肺炎工人的现象。这种歧视导致阿芬这类康复后的外地工人因为失业而流离失所，只能寄居邻近洗手间的火车站。劳务中介和企业招聘时创立新词“历史无阳”，即要求应征者以往不能感染新冠肺炎，即便康复患者并没有传染风险。
国务院和上海市接连发声，再三要求不得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但招工歧视现象仍然存在。观察者网调查发现，工厂管理方怕工人复阳导致停工，因此不要感染过病毒的工人。政府明令不得就业歧视，工厂和中介就以其他理由拒绝工人。观察者网提及医学专家的意见，指复阳患者体内的病毒一般来说是“死病毒”，实际上已经没有毒力，基本不具备感染性。
对新冠患者的就业歧视除了反映部分企业对病毒的无知，也令人看到上海疫情给工厂带来的经营压力。
三、青年失业率连续三个月创新高，考公务员成热潮，事业编制学历内卷
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在今年4月创下历史新高后继续上升，6月失业率升至19.3%。根据季节性规律，该数据的年度峰值往往出现在高校毕业季（7月），青年失业的情况极有可能继续恶化。在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上海，第二季度城镇调查整体失业率达到12.5%，远高于其他地区，由此推断，上海青年群体的失业情况也极有可能严重过全国水平。
与失业率一同走高的，是高校生参加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俗称“国考”）的人数。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从2019年起持续上升，今年首次突破200万大关，达到212.3万人次。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开文件，今年计划招录3.12万人，报录比为68:1。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人热衷于“下海”，即不依靠体制内的工作，而最新的热潮则是年轻人在经济趋缓的形势下热衷考公务员，以求“上岸”回到体制内的“铁饭碗”。
年轻人对体制内工作的狂热更体现在高学历毕业生大量涌入基层公务员职位上。例如，澎湃新闻报道，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一次性引进24名知名大学毕业生，其中有4名博士、19名硕士，而这些年轻人应聘的主要是基层工作岗位。广东省陆丰市则对正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给予的各类补贴合共150万元。这些基层岗位虽然在三四线城市，但配套了相当丰厚的补贴政策，涵盖了生活补贴、安家费、买房补贴等等，越发引得考公路上求稳定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岗位之所以能吸引到高端人才，是因为越来越多人看重事业编制的稳定。
四、货运行业：平台被约谈、出现诈骗案件；司机收入压力大
七月初，政府交通运输部约谈四家货运平台公司（货拉拉、满帮、快狗打车、滴滴货运），要求平台公司整改压价竞争、多重收费行为，向社会公开抽成比例或会员费上限，并消除超载超限、违规载客、运输违禁品等安全隐患。根据报道，司机指平台除了收取会员费，每单还收取信息服务费，一些“超值订单”在正常抽成11%的情况下，还要再次向司机额外抽成9%，订单费用甚至可能兜不住成本。
货运平台也出现针对司机的诈骗案件。其中一种典型操作是骗子在货运平台上，假扮司机拿下这单货。然后再假扮货主在平台上发货，寻找真正的司机来运输。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后，骗子会以司机的身份直接联络货主要求付运费，而实际运货的司机不但白跑一趟，还要损失油费、过路费。公众号“货车之家”建议货运平台在账号注册监管上应更加严格，提高骗子行骗的难度和成本。
《中国劳工通讯》早前指出，疫情下货车市场供过于求，加上车贷、油费上涨、平台收费等压力，许多货车司机工作压力大。根据货车之家消息，今年四月尾，一位货车司机突发脑溢血，其妹妹表示这位司机有两个孩子、老父亲身体也不太好，本身生活压力就很大，自从买了车以后，“他晚上要熬夜工作，每个月也要还一万多贷款”。这位司机目前仍昏迷，每天医药费一万多，需要卖车医病。
五、受经济影响公务员降薪
财新传媒于6月29日发布“沿海多地出现公务员降薪”一文（随后被删除），列举多地公务员降薪的幅度及类型：
深圳一位科级干部的收入缩减超过20%，往年如果算上各类奖金补贴，其年薪可达37万；江苏苏南地区一副科级干部降薪幅度为25%，到手的钱少了约10万元；宁波一乡镇基层科员的奖金被砍了四成，尽管每月基本工资加了两千，但收入总体下降约1/3……
除了公务员，此次降薪潮同样波及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各类公职人员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据媒体报道，三甲医院、教育局都出现了资金紧张的情况，昭通市精神卫生中心甚至以剥夺员工晋升资格为要挟，强迫医生退回过去2015至2019年五年间的夜班费和绩效工资，当地卫健委要求追回的金额合共1000多万元。辽宁丹东振安区医院已经连续数月没有发工资，该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受疫情影响，医院效益不好。
工资福利缩水之余，公务员的铁饭碗也不再是工作轻松的代名词。端传媒的一位受访者表示，本职工作之外，习近平思想学习、党建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占据了越来越多时间。反复的疫情也将大量的公职人员吸纳进了防疫工作，“站在小区门核对出入证、健康码、信息登记表以对进出楼栋的居民进行严格管控；协助基层处理突发情况”都成了不少公务员近年来新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