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个夏天，超过一百名空调安装工遭遇事故

今年天气比过往热，空调需求上升，连带涉及空调安装工的意外增多。《正面连接》访问了一位保险业人士，他以往全年收到两百条事故通报，今年夏天三个月内就收到超过一百多条事故通报，当中大多涉及高空堕下，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配戴合规的安全带。《正面连接》又访问了空调安装工，他们指企业将售后安装外包，外包公司不会向员工提供安全带，员工只能自掏腰包，加上较安全的五点式安全带在酷热天气显得不方便，在本来安装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工人有时会冒险不挂安全绳，令意外发生。事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屋设计没有在室外预留可供安全操作的空调机位，室内也没有可靠挂点。

《正面连接》指出，空调安装工的另一个常见事故是猝死。今年8月南京气温曾高达42度，工人热得吃不下饭，要不断饮冰水和可乐，有工人一个月瘦了13斤。有工人因高温猝死，却被保险公司质疑其猝死原因难以与工作环境连接。比如有保险公司指一工人死前有50分钟不知道在干什么，另一位工人知道后有点生气，说：“不舒服，躺着嘛，还能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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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律师自杀，揭律所严苛管理、实习生压力大等问题

2022年8月30日，一位青年律师超杰在被达辉律所辞退后自杀。超杰从事民商事非诉讼领域，被开除的原因是在处理紧急工作时存储资料方式违反规定。超杰的做法其实得到上司的默许，但管理层得知后仍决定辞退超杰。按照劳动法规定，过失辞退无需赔偿n+1，这次失误也被永久地记录在超杰的工作履历里。《看客》采访了一位同在达辉律所工作的律师王磊，他认为这次事件是压垮超杰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律师的压力是长期积累的。

中国律所可分为三级：最底层的小律所，中间的精品所，最顶层的红圈所。达辉律所属于精品所，待遇与红圈所靠齐，律师起薪能达到每月三万元，代价是巨大的工作压力。王磊指公司的律师必须24小时待机，连续工作两三个通宵也是常事。一方面是因为在民商事非诉讼领域，大多数工作时限很紧，“有时候是客户要的急，有时候是律师们想要尽快交工来赢得客户信任，所以自我push”。另一方面，律所的管理严苛，比如每个人的上下班时间会被精确到分钟；IT会随时检查律师工作电脑中各项软件的使用情况。

《看客》采访的律师指出，在许多律所，接受上级的训斥是常事，这些训斥大到业务方向，小到一个文档的行间距应该如何设置。“任何一项错误都可能指向你不够专业，不配做律师。” 律所最底层的实习生压力尤其大。按照法律规定，律师只有在实习满一年后才能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如果中途更换公司，就要重新计算从业年限。根据《五环外》报道，实习律师的薪酬低，甚至可能要倒贴。遇到不好的上司，实习律师往往要承受许多不合理的要求、敢怒不敢言。网上流传着一份《律所黑白名单》，记录着不同城市、不同团队的实习体验。在黑名单中，团队或合伙人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骂人极其狠毒，情绪不稳定”、“要求实习生加班到很晚，说每天应该三点睡七点起”、“要求女律师给客户陪酒”等。

三、互联网大厂裁员、减福利，外包员工、正式工同受打击

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近两年持续下行，企业不断“降本增效”，不仅员工规模缩少，原有的福利亦被扣减。《晚点LatePost》一篇文章指出，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半年来销售和管理费用减少了217 亿元。以往启动一个新业务招一两万人的大手笔也不再出现。

文章搜集了各大互联网公司削减行政及福利开支的手段。以腾讯为例，降低成本的方式无孔不入，包括办公室的打印机被设置成默认双面黑白，不能再彩色打印；收走绿植、卫生纸和口罩等公司供应的生活用品；降低食堂食物质素、取消零食区的免费食物；对食堂外卖盒收费、降低礼品包装质素；限定健身房使用人数；减少团建费用等等。可以看出，只要是可以节省的开支，科技公司都在狠狠扣减。

互联网企业裁员和收缩人手的力度未有减少。员工们表示，为了节省工资开支，公司除了减少年终调薪，还正考虑在将办公室转移至二线城市，公司原有的内部竞争特色亦被视为资源浪费，不再需要两个甚至多个团队做同一件事情来互相竞争，公司这些做法令员工担忧未来裁员增加。

在整个“降本增效”过程中，企业外包人员受到的打击最大，但得到的关注最少。外包员工倚赖加班费来增收，但每周两次的加班费用已被取消，改为只能加班换调休。事实上，外包人员在员工总数中占比不小，例如腾讯的人力方面，外包人员就占员工超过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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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个中小城市公交停运、欠薪

近期，全国各地中小城市公交车司机被欠薪问题大量浮上台面。仅仅7、8两个月便有，广东博罗、湖南耒阳、河南郸城、甘肃兰州等多地传出公交公司入不敷出，甚至将被迫停运和欠薪的消息。其中兰州公交企业传出让员工自己借贷给自己发工资，企业表示目前负债39亿，负债率达72%，无法再申请贷款。

各地公交客流减少、经营压力增大，这在疫情前就是全国公交行业的普遍现象。疫情后情况变得更糟糕，特别是财力有限的小城市补贴变少，公交公司亏损严重、面临停运风险。早在今年初，中国劳工通讯已经报道过河南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公交司机被欠薪的问题，有的地方公交公司欠薪问题更是早于2020年便发生。

一般来说，公交司机的工资由票款、趟次和奖罚构成，随着市民出行结构变化、疫情和封控影响，公交车的班次往往会减少，而乘客也相应下降。公交集团为降成本，减少班次和司机薪酬，大量司机不得不在工余额外做起兼职：代驾、送货甚至微商。

值得注意的是，公交欠薪已经连续数年严重影响员工生计，却似乎少有政府部门/工会与公交公司讨论达成解决方案和预备方案。其实，工会可以要求公司优先发工资和交社保，公交公司可以就经营与成本问题向市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公共交通有明确的公益属性，要为广大市民特别是老幼妇贫病残人群，提供必要的兜底的公交出行服务。政府不可以既管控公交票价又随意将财政补贴说停就停，这不仅影响了公交公司的盈利、工人的收入与福利，也对当地经济和民生造成连锁式影响。

五、金融业薪酬下降、裁员

今年八月初，财政部金融司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金融国企控制预算，更平均地分配内部收入（比如年度工资总额向一线员工、基层员工倾斜）。员工收入来源应以工资为主，金融机构“不得在工资总额之外以其他形式列支任何津贴、补贴等工资性支出，实现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发放透明化”。另外，《通知》要求延期支付高级管理人员（或工作对金融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岗位）的绩效薪酬，确保相应业务的风险期过了，负责人才获得绩效薪酬。

此《通知》被广泛解读为“限薪令”，有研究员认为此解读不准确，因为《通知》的目的包括让金融业内部收入更为平均，以及防止金融高管无论业务盈亏都能有超额收益，而且《通知》并未要求普遍降薪。不过，据《一财网》报道，48家上市券商中，确实有35家券商的人力总成本在下滑，也有11家在裁人，可能与近期利润下滑有关。另外，有股份行降低了相对基层的员工的奖金。据报道，平安银行零售部门2022年7-9月预发奖金按6折（调降40%）发放。有员工表示，收入里面有六成是平时固定工资（每月1.5万），四成是奖金（每月5000元），现在每月奖金降至3000元。平安银行表示，降低奖金是因为零售部门业绩未达标，意味着员工要想拿到与之前同等的薪酬，就必须完成更多的任务。这也许与国家尝试优化分配结构、控制金融风险的政策并不匹配。

金融业长期被认为是高薪行业。据统计，2018-2021年的上市公司之中，金融业平均月薪约2.75万，制造业为1.17万，其他行业约1.63万。不过，平均收入并不能反映金融业基层员工的情况。金融机构除了类型的分野以及岗位的分野，还有地区的分野。绩效收入往往占员工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这部分收入很受地区及经济环境的影响。根据《投资界》的采访，一家在准一线沿海城市的国有银行分行，员工底薪不到3000元，平时非常依赖绩效收入。疫情下，银行资产质量下滑，员工绩效收入也受牵连，许多人的月总收入长年在三四千元徘徊。

六、制造业旺季，用工荒更为严重，青年不愿进工厂

中国传统制造业生产活动集中在下半年，每年6、7月至春节前，产业工人需求最旺盛，招工难的情况普遍，令工人工资有所提升。在电子制造业，苹果9月份发布新品（今年是iPhone14），富士康等苹果产业链公司下半年开始挖角。根据《证券时报》报道，一位四线城市的电子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指出，苹果产业链企业高峰期需要几万人，会开出超过30元的时薪，即每个工人每个月可能赚到9000元。

虽然企业高薪挖角，但近年不少青年不愿到工厂打工，《观察者网》一篇文章就引用人社部数据指出，在2021年三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有58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到2025年，制造业缺口将会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会达到48%；有青年表示，工厂薪酬都是用高工时换来的，加上一旦请假就会没有勤工奖，变相自由时间很少。同时，有青年指曾经被黑中介欺骗，他说中介一开始提出每月有七八千元，但去厂路上已变成了五六千元，进厂时已变成1850元底薪，结果上满一个月扣完保险后，发现收入只有三千多元。《中国劳工通讯》也曾分析年轻人不愿进工厂的问题，指出企业家要求政府、社会鼓励和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却忽略了制造业工人基本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高、旺季活累、淡季活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