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报告是中国劳工通讯自2011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建立以来，通过案例收集、访谈、整合分析，总结出的近十年的中国工人权利现状报告。包括工人权利的应有保障、工人权利侵害的发生和侵害发生后的救济，各相关方尤其是官方工会就保障工人权利的职责和履职问题。基于此我们更尝试探讨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工人权利保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本报告共分三个部分共十一章：第一部分为劳工权益和工人集体行动，简述中国劳工权利被侵犯的现状和工人的抗争案例；第二部分为“效益第一”下避无可避的工伤事故，将集中阐述中国数个行业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问题；第三部分为叫醒“躺平”的中国工会，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员工会和沃尔玛在中国建立工会两个事件为主轴，探讨中国工会的结构性问题和改革可行性。

本篇是报告的前言部分，其后我们将每周更新一个章节，并公布pdf版本开放读者下载。

前言：共同富裕的宏大承诺与工人生存现实

2021年7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周年庆典。在长达一小时的讲话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奋斗、牺牲、创造，并在消除绝对贫困和改善14亿中国人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众多成就。他指出，中国“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而就在庆典前夕，各类严重侵害工人权益的事件也在全国各地同步发生着。就像外卖骑手们，关心的并非奋斗、小康这些宏大的叙事，他们更关心为什么在“美团”和“饿了么”的恶性竞争中，自己每个月的收入至少减少了一千块。由于没有其它途径表达不满及提出诉求，外卖员只能选择罢工抗议。中共庆典前一周，上海、广州、成都和合肥等地连续发生外卖骑手的集体罢工，表达对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不满。当然，官方媒体对这些罢工行动并没有进行报道，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顾客发帖抱怨点餐后等待送餐时间过长，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外卖员接单。外界只能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寻找到外卖骑手微弱的抗议声。

同一个星期，在四川、河南和江苏的建筑工地上，建筑工人们不约而同以集体行动抗议拖欠工资；在湖北省，出租车司机集体聚集，要求当地政府退税；在深圳，一家电动车制造厂的工人们因被拖欠工资和欠缴社保而发起集体抗议。

2021年6月是中国第20个安全生产月。但在2021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全国各地的工伤和生产事故则并不因为是安全生产月而减少。在河南省，一家体育俱乐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8人死亡、16人受伤。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4名工人死亡。在山东省，一家工厂发生火灾，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在湖北省，一个建筑工地发生塔吊倒塌事故；在浙江省宁波市，一个建筑工地打桩机倒塌，两名建筑工人遇难。

这些工人权益侵害事件与中共成立百周年庆典同步发生，两者既非相互否定，亦非相互佐证，而是构成着中国政治与民生平行发生的日常。其实，上述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也只是2021年6月份最后一个星期里，发生在中国各地诸多事件和事故中的冰山一角而已。这些事件和事故，都被记录在中国劳工通讯(CLB)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和安全事故地图里。过去十年，CLB持续关注中国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安全生产事故、工人个人维权求助等事件和个案，并分别通过在线地图数据库把这些事件和工人的声音，尽量收录保存下来。

图片来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十年来所追踪的工人个案 

中国劳工通讯成立于1994年，28年来我们一直关注、记录和报导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并发表了一系列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十年前，随着网络地图的发展和社交媒体日益普及，我们的记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2011年开始，我们建立了一个在线地图数据库，从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开始，分门别类地记录发生在全国各地的行动个案。我们希望通过此地图数据库，令政府决策者、企业老板以及各级工会组织能够更全面也更真实地看清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状况。

最初，我们在网络上每月只能搜集到几件可确认的工人行动事件。随着搜索能力的提高，以及越来越多工人和公民记者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参与的或记录的工人维权抗议活动，网络平台上可搜录到的这类事件，数量逐渐增加。到2015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到全年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多达2775起。基于2009年以前中国政府曾经公开过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年度官方数据（2009年后再未见公布），工人权益相关的集体行动事件约占三分之一左右。据此，中国劳工通讯估计，我们所搜录到并呈现在地图上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数量，大约是全年实际发生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数量的10%左右。

不过，中国劳工通讯关注的重点，从来不在于工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相对于在数量上尽可能呈现发生在全国的工人群体事件全貌，我们更希望透过这些案例，让读者看到中国工人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需求，以及可以提供哪些解决方案。因此，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从未打算要搜录到所有或者大多数发生过的工人罢工或抗议行动。我们认为，能够收集到的每一个事件都具有一定代表性，透过这些样本，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工人集体行动的趋势与发展变化，既有利于政府决策者制定更加合理的劳工权益相关政策，也有利于工人行动组织者改善行动策略。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的地图所呈现的样本也许还可以帮大家解答以下问题：哪些地区是工人集体抗议罢工的高发地？哪些行业是工人集体抗议罢工的高发行业？工人们在这些集体行动中所提出的具体诉求是什么？以及，工人们集体行动的具体方式和规模如何？同时，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还呈现了劳动法与劳动政策的具体落实情况，以及政府如何回应工人的诉求。

 

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

遵循同一思路，中国劳工通讯在2014年建立了中国安全事故地图。每年中国政府都会公布当年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统计数据。但是，一方面，这些数据的采集方式并不透明，各级政府官员为保政绩是否据实公布实际数据也无法确定。另一方面，政府公布安全生产事故数据例行公事，除了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数据和人员伤亡数字，便是被重复了无数次并将继续重复下去的空洞口号。这些干巴巴的数据，以及被重复得失去了语言本意的空口号，淹没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工伤、工亡工人及其背后一个个家庭，使中国的安全生产实际上不再关乎人的生命和福祉。

CLB的中国安全事故地图，试图对上述缺失和错误做出补救。我们会对常见的事故类型、危险的行业和职业进行更细致的观察记录。透过这些细致的观察记录所获取的数据，我们看到，因明目张胆的违法所构成的安全隐患，已经成为工作场所日常运行的“常态”，正是这一常态，几乎是在现行体制下宿命式地循环相似的悲剧：工作场所没有具原动力的、日常的对违法作业的监督及阻止机制；事故发生后，政府出面调查并要求停产整改——政府发布事故调查报告、处罚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及列出整改事项——企业通过整改验收合格恢复生产、并回到“常态性”事故——工作场所常态化的监督、阻止机制仍旧缺乏——同类事故再次发生——重复前述事故调查、处罚整改、验收、复产……。正是这一周而复始的常态，使得类似的事故会在同一行业、甚至同一地点和同一设施内重复发生。

本报告内容基于我们三个地图数据库十年间追踪收集的案例，这些有血有肉的具体案例使我们能实事求是地审视现行制度下工人生存的真实面貌。报告的第一部分讨论了这些年来中国工人抗议的原因和集体行动模式的变化。第二部分的报告分析了当下中国如何深陷安全事故循环的结构性问题。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着重讨论中国官方工会作为工人真正的代表者，在这十年间有着怎样的作为和问题，并由此提出解决中国工人问题的根本性、系统性方案。只有中国的劳工问题得到改善，中共建设一个更公平且更有生产力的社会愿景才为之可能。

自上而下的政策难解系统性问题

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将“共同富裕”定性为中国发展的新方向，重点是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其根本原则是在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高速路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的问题。这一政策的良好初衷无需置疑，然而其自上而下运动式的行政命令，仍旧令外界置疑这一口号的成效和可持续性。

政令一下，一呼百应。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些大型科技巨头纷纷摆出姿态，承诺要捐出数百亿元人民币用于“共同富裕”的建设工作。之后大量私营企业、名人和富豪也纷纷效仿，一夜之间忽然都支持起了社会公平。抛开这些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宣誓不提，这些老板手下真正在耕耘着的广大工人，难道不才是距离这些企业最近的“共同富裕”的标的吗？其实，比起信誓旦旦的投资捐款承诺，如果这些企业富豪能够踏踏实实遵守现有的劳动法、给予工人更公平的待遇，才能够更实际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更进一步说，真正令中国工人走向共同富裕的，是政府能否尊重和保护契约精神，能让企业和工人之间可以就工作条件和待遇问题平等地展开谈判。要保护工人的权利，其先决条件是尊重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平等关系，确保劳资双方都会受到合同的约束，而且双方都参与制定合同的过程——也就是从开始协商到进行谈判，再到签订合约并保护双方合约不受侵犯。可惜时至今日，中国政府仍然没有鼓励社会形成良好的契约精神，而这一问题也导致政府后续一个个劳工政策难以落地。

中国期望以共同富裕来开启社会改革新阶段。但过去四十年改革的经验也提醒我们，在以结果为指向的改革中绝不能忽略那些权利被有意无意牺牲的人群。当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加速改革开放时，“发展才是硬道理”便在操作中被理解为——经济发展优先于工人福利。因此，在中国宏大的改革进程中，中国工人被物化为需要计算的“成本”和事故中的“代价”。而工人自始至终都像沉默的工具一般忍受着，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更是受益于改革开放最少的群体。

尽管官方当下仍然在赞颂着共同富裕，但对大部分中国工人来说，处境并没有什么大变化。工人们每天仍然为了挣一笔体面的工资而艰苦劳作，很多人为了拿到应得而被无故拖欠的工钱而苦苦抗议，还有许多人的工作每天都在侵蚀他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

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社会制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二个一百年，是指到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共对实现这一目标充满信心，近年“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展示出了这一雄心。但是，当我们回望中国工人过去十年的遭遇和挣扎，其中暴露出的严重系统性问题一直在提醒决策者们，在狂飙突进的奋斗之时，不妨停下来认真审视思考一下那些既存的巨大矛盾应该怎样尽快解决，而不是越积越多并在可见的将来爆发。

图片来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短视的政策和躺平的工人

风物长宜放远量。中国在高速发展中，长期积累了大量社会经济问题，必须有更加有远见的长期政策来化解。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就可见一斑。中国目前人口达到14.1亿，但是在过去十年，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降到建国以来最低点，只有5.38%的增长；202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跌至1.3。可预测的是，十年内随着老龄化加剧，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将进一步减少。

中国政府当然注意到了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也尝试寻求解决方案。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许多年轻人对此政策就可有可无，对他们来说，眼前家庭中的经济负担才是现实，婚都结不起更遑论生更多孩子。新华社的微博账号当时曾发起一个“三孩生育政策来了你准备好了吗？”的投票，在31000名投票网友里，有大约29000人选择了“完全不考虑”。约一小时后该微博悄然被删除。

中国从当初“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准生下来”、“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的强硬计生政策到如今的开放三胎的“恩赐”政策，政府期待的是老百姓如开闸放水一般大生特生，但结果很可能让决策者们大失所望。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这些想当然的自上而下的政令根本与现实脱节；在现实的另一端，普通民众之所以不想生育，背后原因更是与工作的压力和不安全感紧密相关，从城市白领到进城的农民工都是如此。

由此可见，单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施政方式存在必然的缺陷。民众有了稳定而可期的未来，才能够有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决策者只有从人民现实出发，增强民众自下而上的参与，才能弥补政府政策盲点，也能以最低的成本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

再进一步讲，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系统已经岌岌可危，而人口结构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更多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报告预测，到2028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会首次出现负数，此后养老保险基金储备将迅速下降，并可能在2035年前后耗尽累计结余。对此，政府提出延迟退休年龄，并考虑将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从15年延长至30年。这些措施可以短期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的部分压力，但实际上只是将危机推给了未来。中国当前平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普通工人却很少有社保，因为雇主普遍不与劳动者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这种情况持续，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危机仍将持续，并且耗损可能更加严重。其实，如果工人有一份体面的工资，公司也主动缴纳社保的话，谁不愿意为了家庭做更长远的储蓄计划呢？

那些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中产白领也发现，他们的发展前景被严重限制了。科技行业的工人向来收入相对较高，但他们不得不忍受超长工时，更多时候是以牺牲生命健康为代价的。然而，中国科技公司一直无视工人对工作生活平衡和基本健康权利的诉求，导致越来越多人离开这日益“内卷”的竞争。2021年，中国的流行词汇是“躺平”。选择“躺平”的人满足于较少的收入，拒绝加班，而将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对于将工人视为生产力的中共，“躺平”的趋势令决策者们感到震惊，因为它挑战了中共长期以来所鼓吹的工作应无私奉献的价值观，而那些被当作典型树立起来宣传的“劳动模范”也早已走下神坛。另一方面，躺平也违背了近年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方向：刺激国内消费。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了躺平，消费会降级，经济会停滞。

随着经济向服务业转型，不稳定和缺乏保障的零工经济成为潮流，工人集体行动抗议的空间也在缩小。然而，中国劳工通讯在2020年新推出的工人求助地图显示，工人仍然遭受着很多不公的对待，积蓄着大量不满的情绪，这些没有改变，也没有渠道解决。就算那些发生在2010年代的大型集体抗议罢工不复存在了，工人们最少还可以用“躺平”来进行某种消极抗议。这也是政府政策扶不起来的，因为“躺平”本质上源于对未来失去预期的绝望。政府如果仍在持续其居高临下的傲慢政策，哪怕工人集体抗议从中国大地绝迹，无数绝望的“躺平者”也不能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任何贡献。

安全生产问题层出不穷

要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必须确保工人在挣一份体面的工资之余，知道自己所在的工作场所是安全的，不存在受严重工伤或罹患职业病的潜在风险。实际上，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无疑得到了改善。官方统计显示，安全生产事故数目和死亡人数都持续下降，新增职业病患者人数也保持在较低水平。

但统计数据背后仍然掩盖了系统性问题。例如，新增职业病病例的数量降低，其直接原因之一是由于劳动者仍然难以获得官方对职业病的认定。同时，安全事故的数量降低和死亡率下降一方面涉及经济和就业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诸如煤矿等危险的工作场所正逐步减少。

至今为止，一个无止境恶性循环的安全事故处理模式仍笼罩着这个国家，这主要是因为行政力量仍主导着安全事故的处理。如果企业工会不能有效运作，普通工人的需求就不会是安全生产系统的重点。其实，如果允许工人参与进来，并在企业安全生产制度中有更多主导权，那么事故不断循环的悲剧是可能终止的。

科技发展不可能解决劳资问题

技术进步和自动化某程度上可以减少一些安全隐患。例如，中国建筑业中有一小部分建筑材料能够异地预制，生产的环境相对安全，肯定会减少建筑业许多致命的事故。不过，绝大部分的建筑工作仍需要在工地现场完成，如今愿意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工人越来越少，导致有越来越多缺乏培训的工人在工地上操作着缺少维护的机器。在制造业、交通运输和物流行业当中，新技术的引入也可以减少工人们的长工时，令他们不必长期重复单调的工作，或改由机器来承担如送货等高压和危险的工作。然而，技术进步也可能是把双刃剑，比如失业率攀升，或是令就业市场充斥让人麻木的工作——在自动化成为主流的岗位，工人的唯一职能就是重复性的监控和协助技术。

技术本身做不到也不可能会改善工作安全或是工作质量。要做到安全生产，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减少成本和追求利润至上的工作文化，必须要让“安全第一”落实于工作生产的各个方面。政府应当认识到，私企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必然的，外界不能指望老板“良心发现”来保障工人利益；真正需要站出来制衡劳资不平衡问题的只有政府，而政府如果继续和企业保持睁一眼闭一眼的“友好”关系，也对安全问题坐视不理，那中国工人的生命安全就永远不可能得到保障。

当前政府意图对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在内的公司进行更多管控，意味着中共清楚意识到早期的政策倾斜令财富过度向少数人集中，并产生了极大的贫富悬殊。目前，科技公司可以用共同富裕的名义向慈善部门捐出数十亿巨款，但在那些被科技平台常年压榨的底层工人看来，企业大出血只是活该。大家都知道，科技公司这巨额的利润当中掺杂着被系统性压榨和系统性忽视的工人的血汗。但是，通过让企业出血而后政府自上而下地“施舍性再分配”，无法实现我们所呼吁的，有工人参与的共同富裕。我们想再次提醒大家，本报告的关键论点之一是：为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寻找一条可持续的有更多工人参与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依赖自上而下的命令进行一次次的运动式治理。

图片来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中国官方工会应解开束缚行动起来

多年以来，中华全国总工会——理应承担最大和最重要角色的官方工会，在职业安全健康和重要的工人议题上一直缺席。中国劳工通讯跟进了许多工伤事故并采访了地方总工会的工会工作者，很多工会干部经常否认工会对事故、后续调查以及工伤工人有任何责任。当北京外卖员韩某2020年12月在送餐过程中猝死并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北京的一位工会工作人员甚至声称这些都是“假新闻”。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即使新闻是真的，事故相关的赔偿抚恤问题也不归其所在的工会管。

工会干部日常都在干什么呢？我们了解到，工会工作人员较少亲自到生产一线去为了工人的利益做工作，而是把大量的工作时间花在办公室。他们要应付上级的工作指标并撰写大量报告，也要参加各种会议，特别是那些对党忠诚的学习宣誓会议。但这些都与改善劳资关系、提升工人待遇、减少工伤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年他们经常扔下主业，外出做一些与职责无关的工作，比如象征性参与那些大而无当的扶贫工作，或是疫情防控的“志愿者”工作。在与中国劳工通讯的访谈中，工会工作人员也会抱怨他们没有“执法权”，因此无法帮助工人维权。其实，在许多情况下，工会人员之所以表现得无能，很多时候根源在于动辄得咎的官僚体系。

中华全国总工会声称拥有超过3亿名工人会员。但它目前既没有动员和组织会员的意愿，也没有这种动员组织能力。其实，工人会员们本可以自己通过集体力量改变工作场所的劳资不平衡，并通过集体谈判来改善薪酬待遇和工作条件。如果在工作场所保护和遵循契约精神，中国所有的工人都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在我们与工会干部的接触中，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主动代表工人、站出来为工人争取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

企业工会也有一些能够有效组织工人，并赢得雇主的妥协退让。在湖南常德市的沃尔玛第2024号店，企业工会通过团结工人，迫使世界上最强大且最反工会的零售公司沃尔玛做出让步。虽然最终没能实现工人的全部诉求，但这个案例已表明，如果能够组织动员起工作场所的工人，基层工会是存在无穷潜力的。（此案例将在本报告第十一章详述）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政府针对大企业的行动。最明显的例子是对蚂蚁金服集团上市进行干预，以及对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实施反垄断调查。不过，类似这样的行动仅仅揭开了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转变，并没有进一步改变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压力也并不会让企业更尊重工人。这些企业的工人有份参与创造财富，企业大出血的这笔钱本可以用来提高职工收入、增加就业容量、减少工人工时，然而如今却统归国库，最终用在哪里外界不得而知。换句话说，如果职工在企业一次分配中不能获得合理收入的话，这种畸形的二次分配就更不可能达致共同富裕。

其实，如果工会能组织工人、挑战企业奉行利润至上而压榨剥削工人的状况，可能带来的改变是数百万工薪家庭的生活水平提高，愈加严重的贫富差距也能得以缩小。最终，工会用实际行动而非口号协助中共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当然这意味着政府要合理地放松控制，让普通工人在工作场所能发声、对自己的命运也有更大的发言权。我们认为这是中共和中国工会在下一个十年应当去处理的问题。

而无论是否有党或工会的支持，中国工人的抗争都将会继续。过去的十年我们看到，即使面临绝路，工人也总会毫不退让地站出来捍卫他们自己的权益。工人们越是持续地抗争，越是持续地提出对体面工作、体面报酬、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工会的诉求，越是暴露这个国家在高速发展中对工人的巨大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