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显示，与防疫政策相关的工人抗议数量在最近几周有所上升，尤其在被封锁的上海。

自3月以来，中国劳工通讯记录了15起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工人抗议，其中8起发生在深受疫情影响的上海。上海正在逐步解封，但抗议仍时有发生。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在早前严格的封锁政策下，恶劣的工作条件引发了医护人员、防疫工作者以及工厂工人、出租车司机的抗议。

本周一条未经证实的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数十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人在上海市静安区街头抗议，要求支付被拖欠的工资。游行的工人们高呼口号：“还我血汗钱！”

网上流传的帖子称这些人为防疫“志愿者”，他们因身穿白色防护服而被昵称为“大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是无偿的。许多志愿者通过劳务中介公司招募，根据媒体报道，上海的防疫志愿者每天可获得100至200元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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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网络和媒体上没有什么关于这起上海“大白”抗议的其他信息，但这远不是第一起疫情相关的抗议事件。上月末，随着上海长达数月的封锁有所放宽，外地防疫人员与当地警察爆发冲突。

据报道，这些外地工人在完成防疫工作后被要求进行十来天隔离才能回家。当局原本承诺将他们安置在隔离酒店，但最后只能住在简陋的方舱医院。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位疑似当地官员的男子向工人讲话，“你们在座的诸位都想回家，都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像正常的自由的人生活。我们也一样，我们回不了自己的小区，不能跟家人团聚。你们也一样，你们是出来赚钱的，我们是为了工作，大家目的是一样的。”他告诉工人，会尽可能为工人安排隔离酒店。

同样在5月份的上海，苹果公司供应商、台资电子厂广达园区发生两次骚动。为了追赶产量，工人长期被关在园区中，且不断有工人被感染。公司未能解决工人想要返乡，以及工资加班费争议问题，最终爆发工人与管理方之间的冲突。

除了集体行动以外，中国劳工通讯工人求助地图也记录了十来起工人求助个案。其中一起尤为令人震惊，上周，上海一名方舱医院防疫“志愿者”在被欠薪、工作中被感染且求助无门后自杀。工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要“以死明志”。工人表示，中介公司克扣工资，没有提供足够的岗前培训，工作中也未能给工人提供足够保护，管理混乱，导致大批工人染疫。他在讨薪过程中被中介公司殴打，警察在场却无动于衷，其后上访又遭当局“截访”。

我们的地图还记录了至少五起工人工作中被感染或被困隔离设施，缺乏物资而公开求助的个案。尽管这些案例不一定具劳资纠纷性质，但这也可以说明，在严格的封锁期间，缺乏资源的一线工人面临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问题。

除了工人抗议，封锁措施造成的经济压力也引发了近期在上海和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

周一，数百名服装零售商在上海街头游行，商户们手持标语高呼“退租”。上海由6月初开始逐步解封，但许多商店仍未恢复正常营业。有商户表示，长时间休业以及错过春装上新时机，经营压力很大，难以支付高额房租，希望能比照承租国有房屋的租金减免，允许私人房屋也获得租金减免。

本周，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的储户及其家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为“红码”，并被要求居家或集中隔离。此举遭到了公众的广泛质疑和批评，认为防疫手段沦为当局防止民众维权的工具。4月以来，河南多家村镇银行遭遇资金危机，无法提供取款服务，据悉共涉及数百亿银行存款。5月下旬，数百名储户聚集在郑州的河南银保监局门外游行抗议。

这类事件表明，政府的防疫政策在帮助缓解各地工人、小企业主和市民的经济压力方面还远远不够。

5月底，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出台50条政策措施帮助企业纾困和经济复苏，不过这些措施极少涉及援助工人。措施包括阶段性缓缴“五险一金”、税款；对困难行业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给予每名员工600元的一次性稳岗补贴。

此外，经济学家林毅夫建议，向疫情封控区家庭发放1000元人民币，以促进消费。

不仅仅是普通人在经济上挣扎。据报道，防疫政策的巨额成本也令地方政府感到压力，甚至可能影响未来公共部门的工资支付。6月上旬，上海市多个政府部门有内部文件流出，以“自愿原则”开展捐款活动，倡议党员干部、普通职工积极捐款支持抗疫。许多网民表示，接到政府的募捐电话、口头通知。上海市组织防疫募捐在社交媒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愤慨。

新冠疫情将持续给世界各地政府带来挑战，中国当局可以更多倾听工人和基层民众的声音，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在严格的封锁防疫措施中保护大众基本的生活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