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月，中国劳工通讯在回顾2020年的工人处境时，写道︰“中国工人阶级面临严酷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仍是无容质疑的。即便没有坠落成为失业大军，但工人们顶着劳动力竞争的压力，甘愿承受更高强度的工作。企业的竞争有增无减，很多工人面临拖欠工资的问题。” 文末，我们提到“中国工人阶级将要面临更不稳的生存环境，以及经济在复苏期间的重组和竞争，集体行动将有增无减。” 这个结论已经成真。 2021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到1093起工人的罢工和抗议，较去年增加了200多起，其中，城市物流、服务业抗议成为焦点。

在上千起的工人集体行动中，建筑行业的抗议仍然占最多，虽然比例有所下降。其中，住宅工地的工人讨薪最多，有118起，涉及兴建商场的占72起。去年住宅建设相关的讨薪问题尤以恒大的债务危机特别受人关注。在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中，我们总共找到11起恒大的工地讨薪。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湖南、湖北、广西和云南等相对内陆的省份，工人因为公司长期拖欠工资和五险一金，甚至挪用政府的拨款而罢工抗议。

至于在2020年较多发生的基础建设工地讨薪，今年则只收录到35起，室内装修的讨薪同样较少，有21起。我们推测这与基建投资并未像2008年后一样急速增长相关。事实上，2020年疫情间，中国经济的基建投资只上升了0.9%。反而，房地产（包括住宅、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的投资增长达到7%。2021年1月至11月间，中国电力、热力、燃气等供应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只增长了0.2和1.1%。与此相比，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由1月至8月间同比增长10.9%。建筑业的重心向住房和商业楼宇倾斜，使工人因层层分包引起的欠薪同样向这些工地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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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工人集体行动的爆发点是交通运输行业。其中，快递行业激烈竞争造成的网点倒闭和欠薪尤为严重，共录得189起事件。早于2020年，许多报道已经提到快递业内部重现激烈竞争。为应对新一轮的价格战，各快递网点被总部持续压价，骑手们的工资被压低甚至出现欠薪。到了2021年，快递员讨薪的罢工事件全面爆发。企业之间的价格战一度将部分网点派费压至低于1元，导致大部分快递企业加盟商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不少网点出现亏损和资金流问题。大量被欠薪的工人成了这场价格战的牺牲品，他们停工、讨薪，全年不息。

假如我们在快递行业看到资本竞争对工人的罔顾，出租车司机的情况则是持续在低迷的市场挣扎。由于中国内地的疫情去年偶有复苏的苗头，出租车司机的生意没有太多起色。另一方面，油价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则造成经营成本的上升。疫情后起伏不定的市场环境，令管理公司的压榨和网约车的竞争对司机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2021年，地图共收录了150起出租车司机的集体行动，相比往年116起有所上升。司机们集体上访、罢工、围堵网约车等事件层出不穷，参与人数往往超过数百人。与以往一样，司机们的的诉求仍然是成为独立个体户，落实经营权和产权两权合一，减少管理公司各种份子钱、注册费的压榨，以及确保市场的封闭性，然而现实对它们提出的挑战似乎愈来愈大。

工人集体行动愈来愈集中在以中产阶级新需求为基础的各类行业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在倒闭的饭店、餐厅、健身房等讨要工资，另一方面，则是去年政府打击教培机构后引发的连串倒闭和抗议。2021年，城市的服务业和教培机构的集体行动共录得了158和53起事件。

曾经是工人抗议最炽热的制造业在2021年录得集体行动数字的新低，全年只收集到66起事件。自从2015、16年外资和大型私人企业的搬迁和关厂抗争逐步减少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抗议大多发生在中小型工厂，这些工厂由于经济环境变化和同业竞争而面临订单减少，以及因生产成本上升而出现营运困难。我们现时在这个行业看到的多是数十人规模的讨薪抗议。

回顾过去五年，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的工人集体行动持续下降，由2017年占比约20%下降至2021年约5%。相反，服务业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大致维持不变，保持在15-20%之间，同时交通运输行业的抗议则持续上升，由2017年占比10%上升至2021年接近35%。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内部构成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关注工人在新兴行业的诉求，另一方面，也不应因抗议的减少，而忽视在制造、采矿业的内部变化。事实上，制造和采矿业内部的自动化和科技发展，正在大幅改变工人劳动的条件和感受，同时威胁工人的生计，亟待发掘。

在工人集体行动的爆发点变动的过程中，中国劳工通讯也从地图的数据中留意到政府作出的调整。相比以往，集体行动中牵涉政府介入和劳资谈判的事件有所增加，总共有593起，占了去年所有收录事件的一半。涉及警察出动的事件则有85起，只占所有事件的7.8%，明显较以往少。这些政府的回应方式与去年一系列对平台经济、互联网、教育机构、房地产的规管似乎是一脉相承。然而，在政府部门更积极地介入工人集体行动的同时，地图收集到的工会主动介入事件仍然只有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