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3和14日，香港外卖平台foodpanda的员工在周六、日发起了两天罢工，要求公司提高持续下降多时的单价。根据外卖员单价的监测表，电单车手每单底价由6月底的港币（下同）48元降至11月中的42元，步兵（以步行运送餐点的外卖员）底价则由27元降至24元，罢工的外卖员提出两者的每单底价应分别不低于50元和30元。另外，系统无理关停外卖员帐号、工人面对问题无处申诉等情况，亦是外卖员要求解决的问题。

这是foodpanda工人今年第三次集体行动。早于7月15日，约10名foodpanda外卖员便曾到公司的上环总部与资方谈判，提出五点要求：1）提高服务费底价，2）制定关于接单率的申诉机制，3）解决系统出错降低接单率的问题，4）取消货到付款服务和5）增加意外保险保额。该次谈判由7名外卖员代表与foodpanda营运部总监Pedro Dias谈判，当时资方态度强硬，未有答应任何诉求，仅称会改善系统问题。

而最近这次集体行动则相对上次成功。由于外卖员面对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据估计，两天出席了罢工集会的外卖员至少有300多名，没有出席集会，而采用了报更但不上线、上线但不接单、接单但不提取等方式参与罢工的人则更多。foodpanda自营的超市业务Pandamart成为了主要针对目标，需要关停两天，一些地区的餐厅亦在罢工期间停用foodpanda，转用其他平台，迫使公司主动约见外卖员代表。经历两天的谈判，以往公司迟迟未有表示的系统问题（例如送餐距离的计算方式、冻结帐号）等终于有了具体的改善方案。不过，在最主要的诉求提高单价方面，公司只承诺到明年7月前不降价，以及提高星期一至五的繁忙时间额外服务费作为替代方案。

罢工的缘起

早于新冠疫情出现后，foodpanda就开始削减员工的单价，一些不满的外卖员私下曾计划罢工，但由于担心工人之间的竞争削弱罢工力量，加上缺乏有效组织，最后不了了之。这次罢工最先在巴基斯坦裔和印度裔的外卖员之间蕴酿，根据代表Waqas的自述，公司不断以各种方式扣减工人的工资，而且经常以各种不合理的原因暂停员工帐号，使他们怒不可遏，决定发起罢工︰

我为熊猫（注：即foodpanda）长期工作，其实也明白他们的把戏，玩弄一次又一次。现在车手单价大概是44-47元，而步兵只有21元左右，步兵较远的单（例如走3-4公里）可能也只得39元。熊猫只想省钱，不会理会步兵，就算单车手要横跨公路才能送单，熊猫也不会管。

数天前，对于送递订单慢的情况，熊猫又再耍手段，无故令车手步兵“停赛”，声称员工拍的照片不合规格等等。拜托熊猫不要再干这些无聊事，这真令人受不了。

我们会瘫痪全港各地区。各位步兵车手兄弟们，星期六（13/11）晚上到星期日（14/11）全日，到时请你们上线但不接单，留在你报的地区，熊猫需要你们工作的时候也不用理会。

由南亚裔外卖员蕴酿罢工，到华人外卖员加入，罢工的人数一直都没有很清楚的估算。比较清晰的地区是观塘、青衣和九龙湾，一早已知道有5、60人至100人参与。到了罢工当天，参与人数远超原来估计的数目。不但在观塘和九龙湾有工人集会，在红磡/土瓜湾和尖沙咀接单的外卖员有将近100人在红磡的Pandamart集会，天后/北角Pandamart有50人左右集会，深水埗、旺角、新蒲岗/九龙城Pandamart也有集会。另外有些区域更有工人自发的罢工纠察队。透过这次罢工，各区外卖员群组和他们的代表也互相结织，冒出水面。

罢工中最坚实的力量来自电单车手，其中尤以南亚裔的外卖员最为团结，他们大多是全职工人，因此单价下降对他们打击最大。步兵由于较多是兼职工作，受公司各种政策的影响程度较少，对罢工的公开参与程度也较低。而也有不少华人骑手在背后默默参与罢工，但是由于害怕平台清算，并没有站在抗争的最前线。

公司回应内容的玄机

在第二天罢工结束后，foodpanda的营运总监发表了一篇回应。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反驳工人对单价下降的观点。公司承认，外卖员的基本服务费（又称底价）有所下降，却把问题岔开到工人的总收入。以下是节录的一段公司回应：

为进行实际的讨论，我们必须纳入基础服务费、距离服务费、繁忙时间服务费、完成任务的额外服务费，以每小时可接到的订单数量在讨论范围。每当我们调整基础服务费时，我们都把资源重新投放于在其他服务费成份，以有效运用资源，并根据不同类型的订单提供更公平的服务费水平。跟昨日各媒体引述的内容相反，我们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于过去六个月里持续上升*，而在配合繁忙时段服务费和每小时可接到的订单数量提升下（除了十月的不可预视情况），我们送递员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亦有所增加。例如在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较去年年尾上升15%，而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提升了5%，这表示只提及订单的基础服务费调整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于繁忙时段和周末上线的送递员应更能感受到。

在这段回应里，我们可以看到，foodpanda转移视线，拿外卖员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和平均开支来说事。但什么是“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又或“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呢？

所谓的“外卖员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相信是由外卖员群体的总送单量和单价，除以总工作时间得出的。因此，这里除了要考虑单价、送单量，还要处理全职和零散上线的外卖员的比例变化的问题。先说送单量，在疫情期间，由于外卖行业扩张，外卖员能够接到更多单，而且也需要加快自己的劳动速度。 foodpanda看清这点，便来了个降低底价，因为他们知道，就算现在降价，但只要能够让外卖员更多地工作，便不致于降低工人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

为了消减快递员的不满，而且诱导更多人上线工作，foodpanda表示自己增加了繁忙时间的服务费。这一方面能够降低底价下降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只在繁忙时间上线的外卖员来说，他们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会提高。如果他们人数够多，对于整体工人的“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更有拉高的效应。

由此可见，零散工作和已经全职在foodpanda送餐的工人在这方面的利益分化被加强了。 foodpanda实际上是恃着工人必须更高强度地工作，以及有更多零散工人在繁忙时间上线，来持续压低单价。一些工人的收入可能上升了，但整体工人的损失则是工作得更辛苦，特别对全职外卖员的打击最大，因为他们在非繁忙时间的收入比以前降低了，不得不增加工作时间来弥补。

至于所谓的“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上升”，完全是从公司角度计算的开支，并非只包括派送费。由于不知道这个开支的内容包括什么（例如是否包括公司的宣传费用、对顾客或餐厅的补贴、系统营运的其他开支），这个“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增加跟骑手服务费并无关系，它最多只能反映：foodpanda为了应对同行之间的竞争而投入了更多的资本罢了。

以上分析完全反映在一位（相信是全职的）车手愤怒的回应当中。立场新闻访问的一位车手表示，公司周日的回应“无法平息大家的怒火”，“繁忙时间附加费九成在周末才出现”，“如果周日放假就“Not my money”，“拿走单价的钱再用奖金形式发放，就说加了工资”，是“Bullshit”。

谈判成果

在此次罢工的谈判当中，外卖员一方总共在群组中整理出15项要求，其中尤以前5个最为重要，亦即1）车手和步兵的底价分别提升至50元和30元，2）外卖员有理拒单时系统不应冻结工人帐号，3）取消外卖员接孖单（即在同一家餐厅一次过接两张单）时的费用削减问题，4）不应无理冻结工人帐号及重启被封帐号，5）以实际送递距离取代直线距离计算单价。

据报，在最重要的底价问题上，双方僵持良久，首天的谈判因此持续达8小时。外卖员一方指出，他们根本就不是要求增加额外服务费，而是要增加底价，就算公司要加额外服务费，也得从他们的预算而来，而非从工人身上扣除。况且，繁忙时间亦是备餐时间最长的时候，加上交通挤塞和危险，并非如想像中能补偿工人在底价上的损失。 foodpanda对此不为所动，坚称这是公司政策，只愿意给予工人更多的繁忙时间附加费以平息不满。在此问题上，外卖员只能争得暂不降低底价的承诺。

至于各种封号问题上，foodpanda让步亦有限。 foodpanda愿意取消所有因为送递员拒绝订单而暂停更份的安排，以及改善申诉程序来应对现有的个案。对于订单因外卖员无法控制的原因而取消时，公司提高了赔偿基数，由以底价改为以单价计算。

让双方达成协议的一个变动，应是foodpanda答应以实际送递距离取代直线距离计算单价，并且在新的计划生效前，对于直线距离和实际送递距离差距高于1公里的订单，提供每张额外5元的服务费。事实上，foodpanda早已有相关的开发进行，这次的让步是在新地图上线前，外卖员能得到一定补偿，外卖员一方认为，这项补偿对减少收入下降将有所助益，因此与资方达成协议。

罢工后带出的一些新问题

本次谈判的诉求共有三大方向：平台计算系统、工资和骑手支援上。

可以说，此次罢工最大的成果，是迫使公司对系统各项一直为工人诟病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往，foodpanda要么拖延，要么干脆无视问题。只有当数百名外卖员罢工后，他们才愿意作出进一步的行动。这些系统问题不仅减低工人的收入，某些例如封号和距离问题等情况，还长期在精神上折磨工人。

但是在具体诉求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不透明的系统如何在大数据之下监控骑手行为、计算外送距离并不断调整外送价格。实际上在全球零工经济方兴未艾的当下，外卖骑手被大数据所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foodpanda骑手们在罢工现场不断与记者谈及他们的收入这一两年来如何越来越少，平台距离的计算方式如何不公。这些“感受”却因为平台的不透明而缺乏更精确的数字支撑，而这些算法都被资方牢牢掌控着，大大削弱了骑手们的议价能力，也令平台可以向公众玩数据游戏来混淆视听。

由于提升底价的诉求并未成功，部分外卖员对于协议并不满意。从企业的态度和立场来看，他们必然会再降底价，只是现在暂缓执行。外卖员一方的另一项成果，是争取了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来年暂缓时限前，能够加强自身的组织和网络，并且搜集更多数据资料，为下一波降价的抗争作准备。反过来说，资方也有半年时间研究如何削减成本，因此外卖员也是松懈不得。

这场历时数天的罢工和谈判，同时也为外卖员群体自身的团结带出新的问题和契机。首先，是外卖员内部的群体差异影响了工人的进一步团结。对于一些全职在平台工作的外卖员而言，他们完全倚靠平台的工资过活，受平台的算法和规条控制，已经愈来愈把自己理解成一个平台雇佣的工人，只是迫于与平台签订的独立承包人合同，而无法取得正式的雇佣身份。另一方面，不少兼职或零散上线的工人则认为自己只是来找“生意”，并满足于这种承包人的状态。不同的身份使得他们难以协调对单价改变的诉求，也阻碍了外卖员进一步提出有关承认工人的雇佣身份、提供符合法例的工伤保障等诉求。此外，在罢工行动中，一些外卖员只是停止在foodpanda接单，而转到竞争对手Deliveroo上接单，工人的这种参与使他们很难在罢工过程中与其他外卖员结识，并且共同承担罢工的风险，继而发展出更强的网络和团结意识。

另外，这次事件中外卖员对集体行动的准备也相当不足。在跟资方来回的过程中，外卖员对单价变化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而且对于需要跟资方谈判的预备也很仓促。所幸的是，外卖员一方仍能迫使资方答应不少诉求，甚至透过跟资方的谈判过程中，更清楚了解企业的运作情况和工资的各项计算方式，为之后的行动迈出了重要一步。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罢工中，各地区的一些外卖员私下的群组发生相互连结。原来在其他区域工作的外卖员，或作为代表的形式，或直接在网络上得以结织。这种外卖员之间的地区连结非常重要。首先，外卖员群体对自身的一些基本情况还不清楚，例如各区活跃外卖员的人数、活跃上线时的人数、长期工和零散上线的人数比例比较等，相反外卖平台却是一清二楚。外卖员缺少这些基本资料，对于群体的利益变化自然认识模糊，而且也较难辨认哪些区份特别有集体力量，遑论能有效地处理上文提及的阶级身份问题了。各地区的外卖员能发展初步的联络，将是解决这些问题、搞清现况的起点，为进一步的组织提供基础，当中包括建立工会，发展民主授权的代表等。

无论如何，此次香港foodpanda外卖员罢工和谈判的成果令人振奋。它再次证明了，工人的团结、集体行动和谈判是推进阶级利益和意识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