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有中国工人权益受到侵害，韩东方就会拿起电话打给当地工会：

“喂，你是哪里？”工会工作人员问。

“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叫韩东方。”

“请你发采访邀请函过来我才能回答你。”地方工会往往会这样回答。或者“这事我们也不清楚”；或者“这事不归我们管，你找上级工会吧”；再或者就是直接挂断。

韩东方也不恼，遭挂断就再打过去、工会不清楚的就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说不归我们管的就拿出《工会法》和劳动法的条款来请工会履责、说工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就和和气气地给出工会能够协助工人维权的具体建议。——这是韩东方每周都在做的工作，每当有工会人员采纳了他的建议，他总会和同事兴奋地分享。而更多时候，这些建议往往在中国的层层官僚系统中被磨灭，他却并不为意。

明知道中国的工会几乎无法代表工人，为什么还要和他们谈？为什么还要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与他们沟通、向他们问责？“工会工作的核心就是在谈判中寻求妥协、寻求可能性。”韩东方如是说，这也是中国劳工通讯（CLB）从多年的工运实践和工作经验中得出的道理。中国劳工通讯也期望将这样一个朴素的观点带入如今的香港社会——此时的香港绝非Game Over，而是Game Changed。

中国工运经验：妥协和寻找可能性

韩东方上一次以候选人身份参加选举，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他作为一个学历不高的普通铁路工人，硬着头皮和民众谈“民主”：“民主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哪个人决定我们的工资。是主任、经理一个人说了算，还是我们工人也有机会参与？”几句对民主粗浅而朴素的宣言令他成为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这个1949年以来中国首个独立自治工会的常委兼发言人。

他再次谈选举，已经是32年后。中国政府下令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民主党面临参选空间大幅收窄，在12月的立法会选举问题上进退维谷。韩东方用颇为“惨淡”的广东话在会员大会上表示：“如果没有人愿意参选，那我现在表示，我参选，算我一个”。他想说的是，民主党没有必要在此时把参选可能性的大门关上，他想用长期以来为中国工人维权的经验来说理。

无论是当初在广场上还是当下在香港，韩东方的发言多少总会含着些心血来潮的成分，然而自1989年以来，为工人在工作场所争取合理权利的承诺，成为了韩东方始终如一的工作方向。广场上的工自联生命仅有短短两周，而“中国劳工通讯”自1994年成立至今，已然经历了27个寒暑。在为中国工人长期争取体面的薪酬和工作、劳动尊严及权利的过程中，CLB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妥协和调整，从初初争取独立工会的自由结社权、到为工人呼唤集体谈判权、再到如今对官方工会改革提出问责与建议。哪怕早就知道中国建筑、矿山行业的绝望；也知道中国官方工会的尾大不掉，但是CLB一直都在这种绝望中寻找可能性，韩东方说：“也许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浪费时间，但也可能真的就打开了一扇门。”

他只会用自己贴地的工作经验来举例：四川广安数十名建筑农民工被拖欠四十多万元的工资已经两年多，而其中更有严重的工伤和非法用工问题，工人讨薪也遇到暴力阻挠，更被有关部门踢皮球。韩东方打电话给这些工人，问他们有没有找过当地工会求助。这些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多年活儿的工人都表示没有听说过工会的存在。他又把电话打到当地工会“维权组织部”负责人那里，问工会能不能协助工人入会。当他听闻当地的工会组织形式是只有当公司老板提出加入工会，才能成立工会时，韩东方并没有讽刺，也没有苛责，只是提出自己的建议：能不能请工会主动走出去，到每一个工地去邀请建筑工人加入工会？这个外人看来并不多高明的建议却令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很兴奋：“我干了十几年工会，你的建议提的太好了，我会向领导汇报研究的。”

韩东方说他听得出对方的真诚和欣喜，虽然不知道这个建议会不会转身被他的领导所搁置或者否决，但是这就是他所获得的“可能性”。“中国官场就是会欺上瞒下，你发声不一定被听到，而听到了上面又不一定有反应。如果因为这个而沮丧的话，那中国劳工通讯早就该关门了，中国的维权人士也都别干了。”

捡起一块“发霉的面包” 在胜者的规则下生存

“我是个饿了一个月的人，面对着一块发霉的面包，别人觉得不能吃就不要了。那我就觉得还可以吃，哪怕我也知道吃了会生病。”韩东方如此形容自己在民主党大会上的感受。他站出来发言并没有什么大道理或是利益考量，只是因为他太习惯妥协的原则。他说做工会是要和老板谈判，不是一直用愤怒的话语指控对方，“目的是要将各方留在谈判桌上。”

韩东方加入民主党的原因可能也会让外界不解：2010年，香港回归后第二次政改，民主党历史性走进中联办。这导致香港民主派大分裂的行动在韩东方看来却是一种“双方的成熟”：“破天荒第一次中央代表和香港反对党面对面的沟通、协商、谈判。”他当即致电与会的时任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申请入党，他认为这是“希望”——因为，一向老死不相往来的对手终于坐在了谈判桌上。

韩东方又说起了他另一个故事：在一次偶然的国际会议上，他结识了一群印度工会的工作人员。“既然在中国没办法实践工运，那我就试试协助印度的工会，看看我的工人集体谈判策略行不行得通。”经过对工会组织者们一年多的培训，终于在印度最大一家制衣公司几十间工厂中的其中一间，发展了不少会员并选举出了工人谈判代表。结果，工会代表在提出谈判诉求之后却被管理方暴力殴打，并全部被解雇。韩东方此时却向工会建议，被打的工人们不要诉诸情绪、也不要大肆向工人传播被殴打的细节。“这样做只会告诉其他工人，谈判就要被殴打。而我们不应该再进一步为老板散播恐惧。”虽然有资方的威逼利诱，工会代表却更加坚定和团结，最终，老板不但让被解雇的工会代表全部复职并补发了工资，更是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并与工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工会与老板的关系从对抗变成了协作改善。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谈判之后，印度工会方面应邀出席联合国活动分享集体谈判的经验。韩东方又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何不也邀请工厂方面的负责人作为资方代表一起出席，因为他们同样是谈判当中的重要参与者啊！于是，在会上便出现了劳资双方的代表，劳方在讲述工人运动的成果，而资方开始明白，有资方参与的工人集体谈判将可以做到劳资和谐的互利双赢局面。这也算是中国劳工通讯促成印度工人集体谈判的一段佳话。

“社会就是这样，不会总是一步一步朝向你期望的未来发展。面对不同结果，最应该避免的是被情感绑架，被恐惧绑架。”说起支联会解散，他说邹幸彤没有错，她所做的就是拒绝将恐惧扩散给大众；而何俊仁、李卓人的选择也是对更多人的保护。——“这问题并没有对错判断，各人背景不同、工作位置不同、也有性格使然。”所以他认为民主党内主选、弃选或各有道理。

“不过，前一场游戏输了，并不代表我就只能退出不玩了。我只是在胜者的规则下生存。”韩东方只是不情愿放弃这块半发霉的面包：“把发霉部分扯掉，我觉得还可以吃。工会的人整天就在想，哪里妥协最好，先实现了一部分，再往下一步步走，一点点走。”

如今31年历史的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行将解散，韩东方感到难过，难以想象自己的工运大哥李卓人在狱中的感受。解散前的职工盟是香港第二大劳工组织平台，代表逾13万香港会员。回望职工盟的历史，2007年扎铁工人工潮和2013年葵青货柜码头工潮中，职工盟都曾不遗余力代表工人发声，与资方展开谈判。他们也在议会中倡议改善劳工福利，最终香港于2011年正式立法实施最低工资。虽然至今香港工人的集体谈判权仍未得到保障，而尽力争取的职工盟已步入历史。不过，韩东方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香港工人运动的停止。可能短期内会出现真空，劳资谈判的机会更少。但劳资冲突不会自动终结，各个行业的工人以及工会的会员，仍然会寻求出路。出路也许不在立法层面。但是，走出立法会，香港工运或许将进入工作场所和行业层面发展组织根基，从而打开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