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通讯即将离任的通讯主任Geoffrey Crothall回顾了过去14年中国工人的抗争历程。

2007年底，当我加入中国劳工通讯时，占据新闻头条的是山西黑砖窑事件，窑场主从人贩子、黑中介手中购买人口，强迫他们在砖窑、矿场里劳动。当年6月，为了回应公众的愤慨：

“45000名警察突击了山西、河南的约8000家砖窑、采矿厂，解救了591名被拐骗农民工，其中包括51名儿童。中华全国总工会表示，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地方政府已同意向所有获救农民工支付赔偿，总理温家宝亲自下令，要求深入调查违法用工行为，严惩犯罪分子。”

快进到2020年9月8日，《人物》杂志发表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揭露了中国城市里外卖送餐员恶劣的工作条件。这篇报道引发了公众对主导外卖行业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弹，并最终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政府表示要控制大型科技公司不断扩张的权力，确保工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甚至也有说要将更多弱势工人纳入工会。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过去14年里发生了许多变化，随着农村地区被巨大的城市群吞没，交通和通信网络遍布全国，就业的重心也逐渐从矿山、工厂转向办公室和平台经济。毫无疑问，人们的教育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在劳资关系、地区经济差异和收入不平等方面，根深蒂固的老问题依然存在。

在一个支持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有时候感觉像是电影《土拨鼠之日》。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遭遇挫折无可避免，所以重要的是去庆祝一路走来获得的一个个小胜利，并为后来者带来希望。

在过去的14年里，我有幸认识了很多杰出的工人领袖和公民社会活动家。他们往往不惜牺牲个人自由，也要站出来捍卫工人权利，改善工人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张海超、吴贵军、于武仓，这里仅列举几位，许多工人领袖都值得赞扬。

但是，只有得到普通工人的支持，工人领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是这些普通工人构成了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

2011年3月，东莞茶山镇的年轻工人

在2010年代末，我经常去东莞和深圳的工业区，在咖啡馆、酒吧和台球厅和工人们聊天。他们并不是积极分子，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赚到足够的钱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可以忍受苦难，甚至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的大规模裁员，但如果老板做得太过分，他们就会反击。

反击并不总意味着罢工或者公开抗议。比如，杀马特——年轻的农民工们以炫彩而夸张的发型和着装创造自己的城市亚文化，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找寻归属感。杀马特拒绝主流文化宣扬的奋斗神话，即在毫无出路的工厂里辛勤劳作是跻身上流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杀马特走在了时代前列。今天，中国各行各业的工人都在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一些人甚至选择躺平，即完全退出。

在中国，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空间正在缩小，但小规模的工人抗议仍在每天发生。对工人运动来说，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并且需要新的想法来推动运动的发展。

在我退休之际，我仍为世界各地和中国有志于继续抗争的人们感到振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