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凌晨，沈阳的美团骑手杨某某把自己的美团众包账号注销了。时间回到几个钟头前，杨某某抓住美团App的系统漏洞，开始了接单——原地点击“取单”——原地点击“送达”，“完成”了253个订单，共计953公里，登顶了沈阳当地美团骑手的单日量榜单。一系列操作下来，杨某某没有提现这两百多单“赚”来的1200块钱，在众包App的论坛上留下一句“拜拜各位，我已退坑，美团霸王条款真恶心”后，直接注销了账号。

杨某某的行为有别于工人集体参与、停止生产活动的传统罢工，但纵观过去半年外卖员的抗争，类似的非常规形式并不少。5月20日，陕西渭南一名外卖员当街焚烧外卖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续费才能拿到工资、完成离职手续；1月11日，江苏泰州一名外卖员因被扣5000元工资、多次讨要无果，在一配送站门口自焚……

抗议模式的转变：集体罢工与个体抗议

2016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首次收集到了外卖员的抗议，一班被欠薪的上海美团外卖员开始了罢工。从地图数据我们可以看到，5年过去，外卖员的诉求种类增加，从最初的讨薪与加薪，外卖员也开始对加班、缺乏管理层监督、工作环境恶劣等问题提出抗议。

与此同时，外卖员集中反映的问题也从拖欠工资转移到了要求增加工资并落实相关福利待遇——在2015年，以加薪为诉求的抗议事件仅占抗议事件总数的22.22%，此后这一比例不断上升趋势，直至今年上半年，7起外卖员抗议全部与要求加薪有关。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巨头不断下调骑手送餐单价、增加各类罚款，外卖员要求加薪的声音愈来愈大正正反映了，当企业将压缩经营成本转嫁到外卖员身上，变本加厉的剥削直接影响了骑手们的生计。

聚焦最近半年的7起抗议，除了要求加薪的巨大声浪之外，其中6起的参与人数超过100人亦值得关注。我们曾在2019年年尾发布的《中国运输业工人抗议模式转变，工会面临重大挑战》一文指出，运输工人抗议的规模在2014年至2019年间明显缩小，例如数千名出租车司机参与的大型抗议已不复见，但这一下降趋势在2019年后出现了变化。从单次事件的参与人数来看，规模超过100人的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在过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这一上升趋势在外卖员群体中最为显著。

仅从集体行动地图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很难判断超过100人参与的集体行动回升的直接原因，但我们也不难看到劳动者通过互联网，持续不断地建构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其中，最广为人知、成效最大的，无疑是外送江湖骑士联盟，联盟“盟主”陈国江通过与身边的外卖员加微信、拍下与工作相关的视频、建立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帮从业者解决解决劳动纠纷，也利用网络视频平台传播了外卖员群体的声音，成功令企业对损害外卖员权益的事件做出回应。

尽管陈国江目前被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逮捕，但仍有不少让劳动者互通有无的公众号在微信上活跃着：“青年骑手之家”、“的哥的姐驿站”、“卡友地带”……这样的网络联结也为大规模动员奠定了一定基础。将互联网的作用充分发挥的一次大型抗议发生在滴滴司机中间，2月底，针对滴滴平台在未与司机协商的情况下下调起步价，司机们利用微信上的“接龙小程序”发起“3月1日停运”的活动，并呼吁大家转发，6小时内有1600人表示愿意参与。

在较大型抗议数量回升的同时，本文开首提及的数起个人抗议行为也引发了庞大的舆论。骑手的个人抗议虽然不以改变平台算法的垄断、争取劳动者的话语权等集体利益为直接诉求，但烧毁工作服、送餐箱的行为比起传统的拉横幅、静坐、罢工更有表达愤怒、剑指平台的意味。而用类似作弊的方式玩了美团一把的外卖员杨某某，一方面用个人的力量让企业承受损失，另一方面自己承受了无法再被外卖行业聘用、甚至面临刑事责任的后果，无疑是决绝地离开了满是压榨的外卖行业、向他口中的“霸王条款”说不。

外卖员抗议如何被看见？如何被理解？

自去年9月《人物》杂志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深度报道发出后，外卖行业受的舆论关注显著提升。但由于罢工在简体中文媒体中的敏感性、劳工议题在舆论场中长期的边缘位置、大众缺乏对罢工作为有效反抗手段的了解，作为消费者的大众仍然难以看见外卖员的各类反抗，遑论对外卖员群体的理解和支持。在中国的防火墙内，建立“打工人”之间的团结仍任重而道远。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的信息来源也许可以侧面反映大众接触到工人抗议的途径。最新收集到的三起外卖员罢工均为微博、抖音、头条等多个网络平台上的用户报料，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下单后等待接单时间变长，大众猜测外卖骑手罢运，才导致餐品无人接单或配送。类似的网络讨论非第一次出现，但也只有当广大消费者最日常的消费行为被影响，大众的注意力才转移到消费行为的上游，开始大范围讨论外卖从业者的劳动情况。

在互联网有限的对骑手罢工的探讨中，不少网友表示了对外卖员的理解：“如果我点餐遇到了这样的骑手，我就找平台，和骑手无关”，“鼓掌，希望我也能遇到这样的单子，我会饿着肚子一起帮骂美团”。尽管消费者承受了时间或金钱的损失，但见到平台始终无意解决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消费者也愿意作出部分的牺牲，从而帮助外卖员抗衡系统、达成诉求。

但与此同时，对罢工行为表示不理解、不支持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对于杨某某抢单后没有送单的行为，有网友表示这是“抽刀向更弱者”，因为平台、商家甚至是顾客的利益都遭受了损害；对于当街焚烧外卖工作服和送餐箱的行为，亦有网友认为此类更激进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不能被接受。

在铺天盖地关于外卖员的报道之下，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上述对骑手反抗行为提出的责难，也显示出了在了解劳动者切实的困境之后，大众对外卖员罢工的理解与支持并没有同步跟上。当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缺乏议价空间才是主要矛盾，大众对外卖员有所苛责时，本应瞄准劳资矛盾的舆论，也转向了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模糊了焦点。

愈来愈多的外卖员利用社交媒体记录自己的劳动、反应行业问题，消费者在网络上对外卖员劳动权益的讨论也变得热烈，外卖平台呢？在劳动者和消费者都自发解决问题的时候，企业方仍躲在算法后面，外卖员的一次次发声也变成了隔空喊话。近期增多的个体抗议让更多人见到平台的不作为，并切实感受到外卖员的愤怒，和外卖员一起把企业从算法的掩护中拉出来、促使企业接受外卖员的诉求，才是所有打工人应该一起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