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生育政策的再度放宽，引发了新一轮对职场性别歧视的担忧。

5月上旬，政府公布了多次延迟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结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引人关注。数据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占比为17.95%；15-59岁的劳动人口比例为63.3%，近十年间下降了6.77%；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了5.38%，占比18.7%。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在减少，而这批人口未来所得到的补充人口占比并未明显增长。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自1980年代末期起，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2015年，政府放宽计划生育限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6年新生儿增长了近100万，但预期的人口爆发式增长并没有出现，2017年至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连续四年下降。

“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大大低于预期。从网络讨论来看，“三胎”政策也未能获得民众的热烈欢迎。新华社的微博官方账号发起了题为“三孩生育政策来了你准备好了吗？”的投票，在“准备好了，迫不及待”、“已提上日程”、“犹豫中，很多问题待考虑”和“完全不考虑”四个选项中，超过九成网友选择了“完全不考虑”。约一小时后，该微博即被删除。

对女员工来说，三孩政策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职场性别歧视的担忧弥漫网络。毕竟，多生育一个孩子，意味着更长的产假，更久的离岗时间。作为“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各地曾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规定，设置计划生育政策奖励假，时间从30天到267天不等。与《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98天产假相加，我国各地产假时长达128天至一年不等。此次再度放宽计划生育限制，预计将再次增加女职工产假时长。

产假确实是女职工生育保护的重要部分，但延长生育假期未能解决假期成本问题，从结果上加剧了女性遭遇职场歧视问题。有学者调研制造业外企发现，二孩政策延长产假，每位女员工的假期成本增加了19.2万元。生育假期的延长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使得企业聘用男女员工成本不同，加剧了女性就业歧视。

女性从进入职场的一刻起，仅仅因为性别为女，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招聘市场上充斥着“限男性”、“男性优先”的岗位。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发布的《2019年国家公务员招录性别歧视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国考共招录9657个岗位，其中35.03%的岗位存在性别限制。在所有存在性别限制的岗位中，76.71%的岗位偏好男性。

就在国家开放三胎政策之后，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在面试环节要求女员工填写近期是否有生育计划，引发众怒。2019年2月，人社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禁止招聘时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等。

但现实中，询问婚育情况、限制女性就业机会问题十分普遍。《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过“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的情况，29.6%的女性曾在求职时因为性别原因被用人单位限制。

许多怀孕的女员工遭到辞退或变相辞退。刘女士是北京一家小型创业公司的市场总监，当她将怀孕的消息告诉公司后，她的工作岗位被替代、被移出工作群、清退办公桌、被停发工资。刘女士的经历并非个案，在网络上可以搜到许多怀孕后被排挤或是被辞退的自述和求助。刘女士选择走法律程序，先后向朝阳区仲裁委提请了五个劳动仲裁，诉求包括病假工资、加班费、生育津贴等。但劳动仲裁耗时耗力，劳动者举证也存在诸多困难。

对于白领来说，遭遇怀孕歧视，可能用法律手段来捍卫自身权益。但对于广大蓝领女工来说，摆在眼前的现实往往是怀孕后不得不辞职回老家生孩子，她们既没有产假可休，也没有受到生育保险的覆盖。

这凸显了我国生育保护的不平等——城乡差异、体制内外差异巨大。相对而言，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的女职工更容易享受法定的生育假期和生育保险待遇，而私企员工、无编制员工、以及女性农民工则更少受到生育保护。

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成疑，以及三孩政策在网络上反响冷淡，也与女性遭遇母职惩罚有关。受到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女性被认为是主要的家庭照顾者，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几乎成为女性独有的问题。

《2020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细分了已婚未育女性和已婚已育女性，发现二者各有其职场发展障碍。已婚未育女性的晋升障碍来自于随时可能去生孩子的尴尬处境，选择“处在婚育阶段，被迫失去晋升”的已婚未育女性占比达28.4%；而已婚已育女性的晋升障碍则来自于家庭，20.3%的职场妈妈认为照顾家庭使得职场精力分散，难以兼顾事业与育儿生活。有11.6%的职场妈妈在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

2021年的报告则凸显了女性在家庭中照顾者的角色。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因照顾家庭而被迫放弃事业发展的职场妈妈占比由2020年的26.3%上升至37%。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无疑增加了女性照顾家庭的负担，更多女性为子女生活和教育需求放弃了职业发展。此外，职场妈妈的薪酬水平比职场爸爸低31.6%，而2021年男女职场人平均薪酬差距为12.8%，说明婚育加剧了家庭中男女双方的薪酬差距。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程度加深，对生育政策的放开是必然之举。但这一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消除职场性别歧视，在就业机会、职场发展等方面，为女性塑造一个更加公平的职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