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北京卫视一档名为《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的纪录片，播出了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先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了一天送外卖。他之后再和网约车师傅沟通交流。“送外卖的副处长”也由此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评。节目中，王林拼尽全力12小时送出5单赚了41元，他瘫坐在马路边感叹，“这个钱太不好挣了，真的太不好挣了。”

这种感叹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当下方兴未艾的“零工”工作的普遍状态。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给出的数字，中国零工经济就业者目前有2亿多人，其中大约一半的形式是传统的临时工、小时工、短工等，而另一半则是新经济、新业态下的平台经济从业者，比如滴滴司机、美团外卖员、饿了么外卖员等等。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从业者人数达到8400万，数量可谓相当庞大，然而对他们的保障迟迟没有跟上。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仅上海市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各类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2020年，广州市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查处40余万起，仅外卖送餐行业交通违法占比就高达8%。平台加大骑手劳动强度导致交通事故频频涌现，但骑手们在工伤认定和赔偿时，止步于劳动关系的认定。

作为“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当然乐于见到他们能够亲自下基层体验当下劳工的生存状况，但更多时候，血淋淋的现实早就已经摆在眼前，更加上能够真正代表骑手声音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被批捕，令王林的所谓下基层“沟通”，丝毫没有任何说服力。

去年冬至，正在北京送当天第34单外卖的饿了么外卖员韩某陡然倒地猝死，事后饿了么以平台和韩某无劳动关系为由，只为骑手家属提供2000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其余由保险公司处理。作为蜂鸟众包的骑手，韩某每天在平台上缴纳3元保险费，但其中只有1.06元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对猝死的赔偿是3万元，剩下的1.94元为平台征收的服务费，相当于平台在变相克扣骑手的保险费。

近日，王林携巡视组与美团公司代表对话。美团代表称，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中近一千万人属于按单计价的外包员工。代表说，这些非正式员工只有每天三元的商业险，且是从佣金里扣除。一旦骑手发生意外，将由商业保险承担，而商业保险仅包含保额六十万元的身故伤残险和五万元的医疗费用。近千万的骑手由第三方公司缴纳社保，但实际上，这些公司一般只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缴纳，有的甚至不缴。

另一个例子是，201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陈龙为完成毕业论文，而体验了近六个月的骑手生活。他近期在论文中写道，外送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骑手和消费者的数据，来判定和规划骑手的送餐时间。一旦骑手发挥自主性，比如抄近道、超速、逆行、闯红灯等提前完成送餐任务，系统将进一步压缩送餐时间并在附近的订单配送中应用，或组合附近的订单让骑手配送。然而，平台却不承担骑手在发挥自主性时遇到的任何风险。

陈龙写道，平台对骑手的数字管理削弱了骑手的反抗意愿和自主性，技术将对应的劳资关系转嫁给了骑手和消费者。在发生劳资冲突时，外卖企业就会隐身，平台不仅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还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面对平台的问题，王处长也提到：“劳动者和平台要多沟通。这次走流程不仅走到劳动者身边，也走到企业身边，与平台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但现实是在平台的巨大权力之下，骑手们根本没有任何议价权，若试图抵抗算法的独裁，人身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微信群“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盟主”陈国江就是一例。

他在北京担任外送员，曾在网上多次批评外送平台的要求不合理。陈国江多次在网上发声为外送员维权，并在官方工会缺位的情况下组织了类似民间工会互助社群。“我们想要的是被公平公正对待。”但今年二月，陈国江突然消失，他在网上的视频遭到删除。为外卖员维护权益的北京“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因组建有工会性质的互助群，上月已被正式批捕。

中国劳工通讯在此要求有关方面尽快释放“骑手盟主”陈国江，这个可以真确代表广大骑手利益的人。而我们仍然呼吁各地工会要切实为“零工经济”工人切实履行维权、服务的基本职责。实际上，全国总工会从2018年开始，在工会系统启动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八大重点群体从业人员的建会入会工作。广东省总工会也信誓旦旦地说：“外卖骑手入会，是检验工会工作的试金石。”但问题是，这些工会完全没有能够肩负起代表骑手与平台协商的工作。我们期望工会、外卖骑手和平台企业甚至行业协会在劳资沟通、集体协商、民主管理等方面确立机制。探索新形势下外卖骑手的雇佣关系，确实依法保障相关工种的工伤、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