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中国，杀马特群体曾以五颜六色头发、夸张的服饰打扮自己。而网络上，民众赋予他们的是哗众取宠的评价，他们“工厂工人”“90后农民工”等身份，也瞬间淹没在了舆论中。直至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出现在荧幕上，大众才记起这个被自己嘲笑、讽刺过的群体，也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各异的造型背后，经历极其雷同的“第二代农民工”故事。

纪录片导演李一凡从2017年起，完成了近80个杀马特采访，又通过从杀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直接购买视频的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915段，拼凑出了一副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群像：十二三岁离开农村前往城市，进入工厂打工，又因为未成年，只能选择规模小、工资低、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的工厂工作。而在离开家乡之前，他们往往经历了十余年的留守儿童生活——身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父母外出务工，他们留在乡下和爷爷奶奶辈生活。疲劳且乏味的流水线作业让工人开始尝试各种杀马特造型，夸张的头发令他们在人群中变得独一无二，也带来了旁人的关注、自身面对世界的勇气、杀马特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这一切都是曾为留守儿童、在机器运转及工厂制度面前孤立无援的他们从未享受过的。

两个小时的纪录片中，杀马特的自述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让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如此体量庞大的工人思考。在被欠薪、讨薪被打、工伤等一系列的经历之后，杀马特们不约而同地道出了工作的无意义。“我在工厂里面，干十几年，一直都是普工，没有上升的机会。”

纵使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每个月放假不超过四天，工人们仍无法凭借打工换来的有限财富实现任何目标。这也带出了第二代农民工的普遍困境，二十年前父母辈外出务工足以实现回乡下盖房子，甚至留在小城市做小生意的目标，但新一代农民工的有限收入，连在四五线城市安家落户的成本也负担不了，在当下工厂制度下辛苦打工、赚钱到头来成了什么也实现不了的无用功。

因此，以发型和服装武装自己，成了工人们为数不多表达个性的机会，也成了他们对不合理工厂制度作出的反抗。正如李一凡导演说的：“你的反击有多强和你的处境有多坏有关”。为了保留发型，他们愿意牺牲工资更高、但对工人装束有所限制的大工厂；为了玩杀马特，他们有勇气辞职离开工厂，绝不轻易放弃在杀马特文化中获得的自由；在玩杀马特的过程中，工人们甚至自我组织出了家人般的关系，一人被欠薪，一群人一起去找老板理论……杀马特周旋在发型与工厂之间的经历，是工人群体用身体对工厂制度作出的反抗。纵使社会主流始终将农民工摆在边缘位置，他们强大的主体性却从未消失。

导演李一凡表示：“很多人问我，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杀马特史？我想跟大家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我拍的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我拍的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两个小时的纪录片成了我们窥见杀马特、窥见中国年轻工人的窗口，也引出了杀马特背后一系列横亘在社会中的区隔：农村与城市、工厂区与市中心、农民工与白领工人……中国劳工通讯与导演李一凡进行了对谈，与他聊了聊中国工厂以及中国第二代农民工。

杀马特：中国的第二代农民工

中国劳工通讯（下称“中”）：第一次看《杀马特，我爱你》可能是“猎奇”，想了解一下十年前我们嘲讽的杀马特是什么样子，但继续看下去觉得，这部绝不只是杀马特的freak show。您访问到的时候，杀马特们已经不是当时的样貌，他们又变回了一个被社会规训的生存状态。更重要是的您访问的工人，甚至不仅是工人，是中国的第二代农民工。您在结尾很刻意地提及，他们作为留守儿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历史，那在您眼中第二代农民工有什么不一样？

李一凡导演（下称“李”）：第二代农民工和三四五线城市进程的人有特别相似的地方。第一代农民工出来打工比现在更艰苦、劳动保护更差，但他们内心还是有目标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拿打工钱出去修个房子、娶媳妇、把小孩养大，更有想法的可能想留在城市做个小生意。比如我们在石排看到，有些第一代农民工在那儿从打工开始，到自己办个小厂、家庭厂或者做个小包工头，自己接一些加工型的业务，做得不大但也还行——这是第一代打工者的轨迹，他们的目标可以部分实现。

第二代农民工的状况特别不一样，他们不想回家，他们出来见过世面，但城市待不住。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一年下来在深圳也买不了一平方。打工能赚的钱是算得清楚的，那这个钱他赚来干嘛？他特别没有意义，辛苦挣来的钱也可以随手花掉，尤其是对稍稍有些想法的人来说，这些钱一点用处都没有。片子里面杀马特穿的衣服上面写什么？“何以解忧？唯有暴富！”那是18年的时候在石排最流行的衣服。所以很多小孩去赌博，也有些人最后成了“三和大神”，钱全部输光、没办法回家、连身份证也压上了。

大部分的杀马特不知道怎么做，他不了解城市，他来自于农村社会，而工厂区就像是城市中的一块飞地，大部分工厂区原本也就是农村，对于真正的城市需求、城市发展他们没有更多的认识。而第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城市发展刚刚开始，所有东西都在重新设计、有各种各样的缝隙。现在的状况已经很不一样了，缝隙很少。

杀马特看起来没有三和大神那么绝望，是因为他们都很年轻，他们还想“我去试试吧”，但是在试的过程中他又知道没什么好试的，可年轻么，他还是要去试一下。三和大神可能就什么都不试了，但也只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大部分杀马特现在不玩杀马特了，可他们玩的时候都太小了，现在也就二十四五岁。我们见到的绝大部分杀马特，二十五岁后走上正轨，为什么是二十五岁？因为到了这个年纪，父母也老了、不能打工了，工厂四十八岁以上的人几乎不招了，家庭如果没有打工的收入，农业收入又无法维持生活。杀马特不仅要维持个人，他还要维持父母养老，还有传宗接代这些在农村的“伟大”任务。所以大部分杀马特在这个年纪都回乡、结婚或者结了又离了，至少在想这些事情，也有回乡了也没找到媳妇，因为还没挣到钱，只能安安稳稳在工厂打工，因为家里真的需要金钱了。

中：在影片最前面，有一位受了工伤的工人说，可能年龄太小了，连劳动局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也是我们NGO的人都遇到过的困难：工人们真的不太知道劳动局、工会。尽管我们可以去质疑这些机关部门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工人一方面不知道，一方面也不信任这些既有的机制。像影片中杀马特的情况，他们有很成型的“家族”，那工人间的互相帮忙还是非常可靠的。当下，更多工人会把自己被侵权的经历发在微博上，试图进行求助，但回应寥寥，他们被打捞的几率是很低的。

李：现在比10年前，还是要好一些。我认识周立太，那个给民工打工伤官司的著名律师，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展览，是一万份工伤案件的卷宗，他有一个很小的博物馆，都是关于劳动纠纷、工伤赔偿的卷宗（中国劳工通讯注：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将周立太律师处理的上万件的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的卷宗作为馆藏）。

在我们后期剪片的时候，片中一位告诉我们，他去佛山打工打了半个月，手受伤了没得到赔偿，一分钱没拿到、被赶走，还差点被打。这种事情在（几个月的）短工更普遍。也有一位片中的杀马特说，他们一班杀马特老去帮朋友讨工钱，杀马特之间的联系、帮忙还是很紧密。

工人的实际情况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想象的是买社保、买医保，每年就这样顺着做下去，其实大部分工人大部分是会辞工回家的，他没有连续工作的。工人遇到的问题很多，比如说长期工，每年年底的时候厂里面只放一个星期假，但你赶回家赶回来的路途就要花五天，因为工人回到城市还要再回到小城市，还要再从小城市回到乡里面，加之农村中的交往很复杂，他根本不可能只呆七天，只能辞工回家。他不需要社保医保，因为断保之后要转移也很麻烦。

而且加工型企业很多是订单制，可能到九十月份特别忙，有订单他就招人，这样就会集中了一大批临时工，工作两三个月。这些地方劳动法的保护就特别模糊，而且这样的群体特别多，是工人里面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在这个地方受到了各种（侵权）事件，很难得到保护的。而且工人多半是（劳动）中介招募的，中介负责发工资，这些中介还多少带有一点黑社会或者其他性质，你跟厂里面没法扯皮。

中：罗福兴有一个说法我很感触，他说大家从农村“出来进厂”，这一出一进，杀马特是没什么选择的。

李：其实大部分杀马特都认了，这个命都认了，真的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改变，是结构性的问题。

杀马特的主体性：以身体回应结构性问题

中：“自由”是《杀马特，我爱你》里面工人提及的高频词，好像现在谈“自由”这个词的，除了文艺青年就是杀马特青年，是一个很两极的观感。

李：杀马特这些孩子就是稍稍有一点想法、有一点点文艺、身体有一点点敏感，他和一般特别老实、一点想法没有的人有差别，一点想法没有反正别人干嘛我干嘛、我爸叫我干嘛我干嘛，但杀马特这班人在思考，他们身体敏感，所以对这个处境做出了反应。城里面我们看到的反应最强烈的是文艺青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身体敏感，他对自己的处境不舒服、知道自己做这个事儿没有意义，他会主动做出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各种各样，辞职、到处流浪、干脆放弃、自杀、玩杀马特这是一代人的状况。中国最新公布出生率低得惊人，这也是身体作出的反应。 

中：我原以为影片会结束在杀马特群体在网络上遭受攻击、杀马特家族遭遇解体那里，没想到您后面还用了了半个小时，去呈现当下在快手、抖音上的杀马特。这个是很令人难过的，仿佛杀马特们又一次丧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杀马特曾经聚集在夜晚的溜冰场、周末的小公园，这些已经不算是主流的地方了，但现在他们连实体的空间都没有了，只能转移到虚拟空间中。同时，杀马特个体之间的联系，肯定更难维系，当下是更流散的状态。

李：制作过程中，朋友们看了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只要工厂（的部分）就够了，这些（线上）亚文化的东西不需要讲”；还有一种是相反的，觉得需要从杀马特亚文化中看到他们的主体性。我两个意见都没听，因为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没有工厂，杀马特们不会是后来的状态；如果看不到杀马特后来的生活、精神状态，你不会体会到他们在工厂有多痛苦，他们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多么渴望做另一件事情。

图片来源：豆瓣罗福兴

没有后面这部分，我们很难看到他们从杀马特的审美、爱好中体验到的东西。我做的时候觉得，没了这部分，你实际上是不相信他们的主体性、不相信他们的生命逻辑。你相信的话，那他们这段生命就是有意义的，所以这部分我一点都没有省，他们如何挣扎、怎么转向商业，包括转向商业中间的纠结。

中：我的感觉是，杀马特们退了一步，然后再退一步，他们越来越往后。

李：对，这个“退”的过程才有纠结和挣扎，他们想要逃离工厂的想法有多强烈，其实是在后面这个过程中体现的。

打工的无意义：这代人的共同困境

中：您一直说工厂在这部片子中的角色很重要，但不论是对您这样的纪录片工作者，还是我们这样的劳工NGO，了解工厂内的生活都是困难的。例如，您的助理最初接触工厂工人的时候，他们会对外界不信任，或者您自己想方设法进杀马特的群，但怎么也进不去——杀马特们对主流社会的态度有不信任，也有不了解，当然也有曾经受到伤害的切实感受。但反过来说，城市人对工厂和工人也不了解、也没有太多同理心，就像白领工人不会用“工人”一词来称呼自己，他们不觉得所有打工者的困境是共同的。（工人与相对主流的社会之间的）壁垒是双相，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至少这部片子播放后，一定程度上还是冲破了这个壁垒了。

李：我开始没有想到城市白领看了之后有这么强的反应，放映过程中不断有人反馈，才令我体会到除了阶级和剥削之外大家共同的处境。白领工人从三四五线的小城市，到了中心或者沿海超大城市，自己命运无法把握、打工没有意义，这种处境（工厂工人和白领）特别接近——你挣的钱永远不可能买房子、永远不可能安家，你赚的钱永远只能吃喝玩乐，不可能做个事业——你的钱不能去买个门面——这种无意义他们特别接近。打工的无意义是这代人的问题，是东西部差异这种整体国家结构造成的，不管你是工人也好，白领也好，没上过学也好，985、211也好，你都是一样的。

中：影片出来后，很多人觉得工人们仿佛哲学家，思考了很多城市人、“996”的打工人没有想的问题，尽管工厂生活比“996”更夸张。为什么这部影片给了很多非工人群体当头棒喝？可能是因为它非常反鸡汤，当我们听了太多“996是福报”的论述之后，工人们用两个小时一直在跟你说：真的赚不到钱、老板真的太黑了、房子根本一辈子买不起……这些对自身冷静且清醒的认知，纵使听起来悲观，但其实是算得很清楚的一笔账。在城市拥有有语言霸权的当下，我们太少听到认真地、并非开玩笑地讲出“我买不起房”这个问题。 

李：他们那么小出来，社会毒打很久了。你想想，他十二三岁进厂，他被毒打十多年了，这和从大学校园、只拥有书本及二手经验的人是不一样的。杀马特有很完整的经历，这对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工厂挺好的，招工启事都写“保六七千”，但是这需要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天都不休息，普通人做不到。请假一天扣三天（工资），还扣你全勤奖，七七八八扣完之后你根本拿不到这个钱……这个都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看得清楚，真的是社会毒打教的。城市青年不管你在几线城市，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家里保护得还是相当好，农村不管罚不罚款至少生两个，父母有需要出去挣钱把他变成留守儿童，父母要保护也保护不着。因此，杀马特对生活的认知和城市小孩完全不同，他对世界的怀疑比同龄人深刻得多。

中：这也令我想到，“996”被人批评已久，但名校毕业生还是趋之若鹜。陷于“996”的劳动者也很难像杀马特一样，因为要玩杀马特就直接辞职，他们完全没有杀马特那么勇敢地去作出改变。

李：杀马特中间很多人身体可能到了极限，工厂生活真的受不了，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一个月休息一天，身体真的无法支撑，“996”总体来说也没有到这个程度。你的反击有多强和你的处境有多坏有关，你有多夸张你就有多孤独。很多人会说“我也玩过杀马特”，但杀马特就会说“你不是杀马特，你那是非主流，你只是烫了个头，你头发都没有立起来过”。立起来是不一样的，立起来需要比烫个头、染个发大得多的勇气，你内心的渴求达不到那个程度，你立不起来。所以，杀马特也好，农民工也好，他们的处境是我们想象以外的。我都觉得我是非常了解工人的，但去了之后我还是觉得我不够了解，“我很疲劳我很疲劳”像句废话一样，但你真的在那里，你就是有那么疲劳，不去不觉得。我有一个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的朋友想去体验富士康，现在富士康工厂各方面的条件都还可以，但他说那种疲劳，流水线机器两个小时会休息十多分钟，机器一停，所有工人趴在上面就睡觉，而且都能睡着，哪怕就十分钟，你想有多疲劳。

看(不)见：这只是开始

中：您这部作品特别有匠心的地方是，您真的请工人去拍了自己工作的场景。而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几乎不能辨认出他们在流水线上做的是什么（产品），第二次看我仍然几乎不能辨认。但作为城市人，那些产品一定是我们每天在用的，不过在工人手上还是半成品状态的时候，你完全认不出来。

李：有些工人做灯，有些做饼干盒子，还有玩具、手机充电线、各种各样小零件……都是日常生活生活用品。我们也没有拍工业产品（的生产），真的是工业产品、机械化程度非常高的工厂，管理都特别严，有些要求无尘环境，我们几乎拍不着，那些地方拿出（拍摄）机器要罚款，拿出手机就要罚两百五百的。 

中：这也应证了您在一篇访问里说的，杀马特聚集的地方往往是小工厂，劳动关系比较混乱的工厂。虽然富士康在大众印象中是“血汗工厂”，也受到大量舆论关注，但真的把所有工厂放在一起比，富士康的工资、劳动保护等等条件绝不是最差。

李：最好的之一，中上（水平），富士康至少是中上，劳动保护各方面比一般企业好得多。富士康以前管理比较粗暴，工人给我讲，（连环自杀）事情之后管理人员态度变好了，只有这个变化，工作条件没有什么变化的，再就是加班有了一些限制。其实工人普遍抑郁、自杀的问题是非常多的，罗福兴永远都在工厂区的一些发廊工作，他说在东莞东工厂区的时候，一天到晚这个人要跳楼那个人要死，派出所每天都在出勤。

2010年前后，我和学生一起做了一个“外省青年”项目，当时谈论为什么当今大家认识社会会有那么大的偏差、年轻人为什么会显得幼稚，因为网络给了我们太多二手经验，我们被二手经验搞晕了，我们需要身体的直接经验。

因此，《杀马特，我爱你》只是开始吧，对工厂的发现还需要很多人去做。第二代农民工、90后出生的人，这一代人的处境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还是需要大家去努力才能改变的。我这部片子只是抛砖引玉，撕开一个小角。大部分人对工厂的认识还是很粗糙，我做的工作不过是更细，要工人来拍、要工人来讲、让他们自己来做，把这种特别的一手经历传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