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9日，上海苹果代工厂昌硕科技发生了一起上千名工人聚集的大型抗议。昌硕要求工人从上海转到江苏昆山的和硕工厂上班，不愿接受的工人除了会被辞退，更有机会拿不到俗称“返费”的求职补贴，引起工人聚集要求资方发放补贴。

同样的大规模抗议也在成都发生。2020年11月，成都富士康爆出拖欠派遣工工资和返费纠纷。由于劳务派遣公司拒付返费的消息在工人中流传，上百名派遣工人由9日起持续多天抗议。 16日，厂门前突然出现了上百名警察和十几辆大巴，将聚集的上千名工人带到其它地方和派遣公司及富士康协商。

电子业派遣工的抗议同样在印度爆发。上月12日，印度卡纳塔克邦的纬创资通工厂发生一场派遣合同工的打砸事件。数百名已经连月每天工作12小时的工人闯进工厂放火、投掷石块，抗议长时间的工作、拖欠加班费以及实际工资与招聘时的承诺不一，有128人被捕。

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电子制造业为了适应产品生产周期而大量招聘的派遣合同工，面临相近的处境。年轻的工人、大学生在旺季时经中介公司招募成为电子厂的工人。招聘时，公司往往夸口工资水平，但实际发放的工资则不如早前承诺。在中国，中介会提出在工作满指定时间后发放返费。不过，公司要么在约定时间前便找借口解雇工人，要么在约定时间后以辞职名额有限等理由，要求派遣工继续再干一段时间，甚至索性拖延克扣，来逃避支付这笔费用。随着更多电子代工厂在印度设厂，同样的问题亦必然会在当地日益普及。

中国电子行业　传统血汗工场的蜕变

不少中国的电子工厂已经由以往那种设备落后、环境恶劣的中小型加工厂改造过来，成为更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厂房。富士康、昌硕科技等代工厂龙头承包了集成电路组装、电子产品总装、金属部件和塑胶部件制造等一系列电子产品的生产作业。在这些代工厂的周边，则有大量生产屏幕、电池等元件及电子业生产用机器的企业。电子代工厂的规模巨大，实际上已经不只是在运作工厂，而是在经营一个为生产电子科技产品而设立的社区。像富士康的工人便可以在园区内解决饮食、住宿、体育、娱乐等需要。

电子制造厂由传统的血汗工场发展至现代化的大型厂房，彻底改变了工人的生产方式。以集成电路的组装为例，以往单靠工人手工焊接电子元件的工作已经普遍被表面黏着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所取代，自动化的机器贴装芯片和其他元件的速度大大超越人类，一个小时便可以贴上四万个元件，加上锡膏涂抹、集成电路的回温固定亦已机械化，机器已经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而工人则负责监视、调节及检查修补机器的错误。

整机组装线则朝更为劳动密集的方向发展。与集成电路生产线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可编程加工设备，每一名员工都有明确的分工，将电池、主板、摄像头、屏幕、外壳等零件组装到一起。电子仪器的精密要求又使组装线配备大量检测员。以富士康的一些生产线为例，每一名组装人员的右边都配备了一名质量检测员，以此来最有效地减低出错。由装配、检测和包装，一条接近100米的组装生产线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机器，一个工人的劳动速度制约着另一个工人，而所有工人则追逐流水线的零件运送速度而劳动。

金属加工厂区则充斥着各种油污和冲压的噪音。以制造智能电话的外框而言，一块钢板需要经过拉伸、冲压、抛光等数个步骤，这些工序都是通过大型而笨重的机械完成的，而工人则在噪音之下不停来回走动操作数台机器和搬运物料。由于牵涉大量体力劳动，所以几乎没有女工的身影。

由此可见，由于手机、电脑的设计和制造愈来愈精细和复杂，电子代工厂需要用到愈来愈多的机械和自动化机器，更为高级的机械化生产又使工人的工序切割得更细碎，在生产过程中完全隶属于资本的安排。单调重复的劳动、长期两班倒的工作，工厂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几乎没有工人能忍受这种工厂的生产方式，可以长期工作的则少之又少。 《人物》一篇访问这样说︰

“如果能熬过第一个星期，基本就能留下来，但这样的人超不过一半。 ”第一次夜班过后，周明发现有10个工友消失了，都是00后，都通过中介进入富士康，都试图在iPhone 12发布前赚一笔，最后的结局，也都是把一床狼藉留给下一个人。

密不透风的厂区的夜班生活使无数工人的精神受到打击：

在富士康上完第一个夜班后，黄牙崩溃了，“太TM累了”。黄牙被分配的工作，是给iPhone 12打螺丝。这是来富士康的必修课，比半个米粒还小的螺丝，拿几斤重的螺丝枪去吸，稍不注意，就吸歪了。这样的螺丝，一晚上平均要打1300个，也就是反复抬手一千多次，几乎十多秒要重复一次相同的动作。 （...）他无法忍受，打算提桶跑路，这意味着之前的工资也没有了。

在富士康的加班旺季，短期工可以在这种工作中每个月拿到5000多元。电子厂工作产生了大量细碎、简单的低技术职位。在富士康郑州的厂房里，包括以上所说的焊接、钻孔、打螺丝等，总共需要约400个工序来生产一部iPhone。富士康廊坊的小米生产线则要经过130多位工人的手才能出厂。 2016年《纽约时报》采访郑州的富士康厂区时，该厂一共有94条生产线，雇用了上30万名工人。工厂每天有活劳动力招募进厂，又同时将已经榨尽的工人排出，构成了一个流动而庞大的电子业工人阶级。

随着这些大型的电子企业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分厂，加上作为配套的零部件厂，整个行业的工人数量已经成长至八百多万人。

印度电子业　成长中的癌细胞

相比中国，印度电子制造业的规模则要小得多。虽然也有不少电子代工厂进驻该地，但这些工厂所组装的零部件均要从外地进口。印度大部分电子工厂的生产规模细小，而且都是处于非正式部门，生产环境恶劣，技术亦较落后。 2013年，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的一份报告指出，大部分这些生产单位雇用的人数不足40人，因此不在当地各种劳动法的监管之中。

虽然与中国在差不多时间实行对外开放，但印度选择发展资讯科技的服务行业，为跨国企业提供软件和集成电路等设计，同时放开电子硬件的入口。结果，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所成长的电子硬件行业被各种廉价进口零部件冲击，产量增长大幅回落。即使一些电子零部件厂在印度设厂，所能从事的工作也相当少。以大陆器件厂（Continental Devices Pvt. Ltd）为例，该厂虽然在印度设有完整的零部件生产单位，但由于接近九成部件均是外来进口，因此工厂生产的价值甚微，工作还是集中在测试和品牌活动上。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中国能以比印度便宜20%的成本来生产工厂所需的部件。

近十年，愈来愈多电子代工厂在印度设厂，引入了更先进的生产线设备。在三星高度自动化的组装线上，工人被预算好的生产节拍时间（Takt Time）追赶着工作目标和进度。手机生产线的节拍时间只有3.5-4秒，意味着每个工序只能停留4秒，亦即每4秒便有一个电话送出生产线。工作强度和速度的大幅提升，使工人初次感受到各种以往生产时不曾出现的问题：喝水的时间没有了，连上厕所也不被允许。原本兴高采烈地加入三星的工人无不感到不满，认为自己的地位比机器还低。

由此可见，虽然不少印度的电子工厂仍然维持着其中小规模的生产，而且由于订单数量不足而不愿意投资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但更大型和集约的工厂已经在印度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大量受压迫工人的集中，也成为了工人运动和组织的良好土壤，以往工人因为分散在细小的作坊而难以组织的情况将会逐步消失，中国电子制造业工人曾经及正在经历的工厂生活亦将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印度发生。

中印工人的集体行动

中印两国的大型电子代工厂均是工人认识以及尝试寻求改变的场所。低薪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成为了中国富士康工人自2010年起接连在佛山、封城、郑州等工厂的抗议主因。 2012年，太原市富士康的工厂爆发了大型暴动。工人发起过短暂罢工抗议低薪、工作速度上升和被人格侮辱的问题，但没有得到成果，结果在9月23日，因为一群保安对两个没有出示员工证的工人拳打脚踢，再次激起了工人的义愤。万多名工人破坏了保安室、生产设施、汽车、商店和饭堂。工厂区的超市被劫掠一空，厂门和窗户均被砸坏，警车被推倒和放火。结果，工人的工资被调高至超过最低工资四成，更多富士康工厂的抗议潮亦因而出现。随着抗议越来越多，富士康也做出了改变，允许工会成立，即便这些工会完全由管理人员把持，成立过程也充满问题。

2009年至2010年间，诺基亚和富士康在印度的厂房也曾经爆发罢工，合同工和正式工一同发起了抗议，使工人争得更大的集体谈判力量，以及迫使工厂承认工会。两间工厂后来关闭，但一些工人仍然在其他电子厂展开组织。

随着电子产品的生产周期缩短，加上对于这些商品的需求波动更大，电子制造厂均倾向招募更多的短期工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印度，这些以学生工、学徒工、派遣工、合同工等五花八门形式聘请的工人集合着各种矛盾和不满。为了承载众人各种要求、不满和热情，电子制造业工人急须找到一个团结的工会组织形式。

在另一些行业，例如印度的制衣业，工人已经组织了工会，并透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向资方提出工人的要求，并争取到一些成果，包括企业承认工会，压制经理和主管频繁的侵犯和骚扰。各行业工人的实践，均可以成为电子业工人集体行动和组织时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