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里，深圳常常占据中国工人抗议的中心，而今天，形势发生了变化。

在2010年代初期和中期，工人的抗议活动主要由工厂关闭、合并或搬迁引发，工人要求工厂支付拖欠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和经济补偿金。大量在同一间工厂工作了十几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别无选择，只能在工厂宣布关闭时采取集体行动维权。

随着制造业迁移，工厂内迁或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从2015年起，工厂工人抗议数量急剧下降。2015年，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了75起发生在深圳的制造业工人抗争事件，占当年全市工人集体行动总数的75%。仅仅两年后，2017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2起，占比降至50%。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今年以来，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只记录到4起深圳制造业工人抗争活动，占全市24%（见下图）。自2015年以来，深圳市工人集体行动数量稳步下降，而到目前为止，下降趋势最为显著的是制造业。

注：2020年数据仅记录到文章发布时间，非全年数据

2010年代中期，工厂老板往往在搬迁或关厂时欺瞒工人，工人联合起来采取大规模抗议，以争取被拖欠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和经济补偿金。与此不同的是，受到诸多外界因素冲击，今年制造业出现了工人离职潮。长期以来，工厂工人靠加班工资维持生计。受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影响，在订单减少、取消加班的情况下，当老板提出裁员时，工人们更倾向于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而非留在原厂维权。“工人们想着反正我在这儿也没工开，拿着两千块钱，不如快点出去找（新的）工作。”知情人士表示。

深圳上一次大规模工厂工人抗议发生在2018年夏天，当时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及声援者的抗议示威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然而，佳士事件导致了深圳的劳工NGO及劳工积极分子遭到大规模镇压。这些组织和劳工人士在2010年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为工人提供法律建议，整合工人诉求，协助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2019年1月，五名劳工人士在深圳被警方逮捕，并被羁押长达15个多月，直到2020年5月初才获释。他们都被判处缓刑，无法再继续从事劳工工作。

随着服务业地位愈发凸显，中国整体的工厂工人抗争比例有所下降。在深圳，由于长期以来政府政策促进产业从低端制造业向商业和服务业转型，这一趋势更为明显。随着城市地铁系统不断向郊区扩展，曾经的工业和制造业中心已逐步转变为住宅和商业中心。劳动力亦从蓝领向白领转变。然而，建筑工人、运输服务业工人仍时有抗议。

2013年，深圳坂田正在进行重建

尽管整体来说，工人抗争活动数量呈下降趋势，但工人面临的问题实际并未缓解，争取足额按时支付工资仍然是工人的主要诉求。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9年，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立案数急速增长，2019年达49096件。2020年第一季度立案数短暂下降后，第二、三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4.7%及20.9%。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了劳资矛盾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与此同时，在深圳特区40周年之际，深圳市放宽了对工时制度的管理。10月11日，深圳市政府五年计划（2020-2025）经中央批准，“允许修订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相关经济特区法规，扩大特殊工时制度适用行业和工种岗位范围，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此举被认为将会进一步加速侵蚀劳动者权益。去年3月，科技公司员工发起了“996.ICU”网上抗议，反对工作时间过长、强制加班以及不支付加班工资等违法行为，获得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支持。

深圳工人抗争的未来尚不明确，但可能呈现出两种趋势：平台经济的运输工人将继续采取集体行动，反对公司任意调整工资和工作条件；科技公司员工将持续抗议过长的工作时间，例如反对臭名昭著的“996”工作制，并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