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第4/4个案例:莆田工业园区堵路讨薪
2019年10月18日工人罢工了,工会在哪里?
罢工事件: 2019年4月23日,福建省莆田市,华林工业园区一工厂拖欠工资,工人堵路讨薪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两个地方总工会
——莆田市总工会(政研室、办公室)
——城厢区总工会(办公室)
地方总工会对罢工事件的参与:
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莆田市总工会(政研室和办公室)、城厢区总工会及华林工业园区值班室,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问题改善良好。
莆田市总工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听说过发生在本地的工厂工人讨薪事件。政研室的工作人员推荐找办公室了解情况,而办公室工作人员建议联系城厢区工会。
莆田市城厢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听说过工人讨薪事件,工作人员表示,华林经济开发区工会一般会通知他们去“协调”,如果没有通知,可能是已经自行解决了。工作人员提供了华林工业园区工会电话。但这个园区工会电话只是值班室,不能联系到工会工作人员。
莆田市总工会和城厢区总工会的行政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莆田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从城厢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观察和印象:
讨薪的工厂工人在讨薪前和行动过程中都没有找工会求助。
值得赞扬的是,城厢区总工会愿意介入和解决劳资纠纷,他们在收到劳资纠纷事件的报告后,会进入劳资冲突现场,安抚职工情绪,了解职工诉求,并就职工的诉求跟劳动部门和企业方协商。
莆田市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多次以“不清楚”来应对对工会履责的问询,这会阻碍外界对工会的问责和监督。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莆田市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也非常清楚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在打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可能已经心灰意冷,再回来找莆田市总工会的可能性不大。
城厢区总工会以属地管理为原则,实际上成了工会不作为的挡箭牌。如果收到报告,工会会出面协商参与。但只有下级工会或其他部门解决不了的劳资纠纷才上报区工会,有选择的报告制度之下,如果地方不报,区工会就对劳资纠纷完全不知情。区工会对劳资纠纷的信息掌握程度和作为空间不大。“他们如果说没有解决的,他们会报上来,然后由我们直接来参与。那他们如果说他们底下自行解决了的,就不用报上来了,就等于他们自己就解决了。”
正是因为属地管理划分了责任,城厢区工会并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工厂工人讨薪事件,却先入为主地推测华林工业园区工会应该已经完全解决,因而他们才没有收到报告。这种做法实际上令工会错失了进入每一起劳资纠纷、捍卫和代表工人权益的良机。
城厢区总工会工作人员走出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第一步,但还需要更进一步组织工人就集体诉求与公司方展开集体谈判。城厢区总工会表示,对于劳资冲突,“先安抚稳定职工的情绪;然后看一下,职工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上访,根据他们所要的诉求进行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我们再由劳动局这边叫职工走劳动诉求这样子。”工会已经迈出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第一步:接受工人求助,帮助工人整理诉求。但当协商不成的时候,工会不应该将工人推向劳动局或者劳动仲裁。工会应该更进一步——协助工人选出自己的代表、协助和指导工人进行集体谈判,这样既能引导工人的集体行动进入集体谈判的轨道,也可以对于工会改革发挥示范性作用。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城厢区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也非常清楚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在打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再回来找城厢区工会的可能性不大。
工会改革建议
- 建议莆田市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并维护工人的权益。
- 2018年10月29日,习近平同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时强调,要加强对工会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建议莆田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秉持接受监督的态度,对所有涉及工会作为的询问都应该尽量作答。
- 建议城厢区总工会不要按属地管理和有无报告来决定是否介入劳资纠纷。城厢区工会工作人员应该在介入劳资纠纷的实践中,培养“三性”,锻炼工作能力,成为工人权利的捍卫者和集体谈判的代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