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 CNN，题目是 Protests, suicide: China's labor unrest leads to reform，作者阮行恩；中文版由中国劳工通讯翻译

7月17日自杀那天，深圳哥士比鞋业的女工周建容比平时更早来到工厂。

没有人知道在其他工友来到厂里前，她究竟在想什么，但根据央视之后的报道，在跳楼之前她独自在厂里走了20分钟。

这位49岁的女工被发现于凌晨六点前自杀身亡，以这种方式宣告了她在深圳哥士比鞋厂12年工作生涯的结束。

在深圳哥士比鞋厂旷日持久的劳资纠纷中，100多名工人因参与罢工而遭解雇。在周建容自杀的前一天，她刚刚收到了厂方的解雇通知。

周建容自杀的悲剧，让中国劳工维权行动蒙上阴影。根据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不完全统计，从2011年6月到2013年底，中国共发生了1000多起罢工，其中40%发生在工厂。

行动中的工会

在中国，工会常被网友调侃为“老板工会”。每个工厂的工会都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一个层级分明的庞大组织。

“全总系统的工会首先要和党保持一致，其次是配合当地政府。它从来不会将自己视为一个工人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 Geoffrey Crothall 说。

在深圳哥士比鞋业的劳资纠纷中，厂方工会从一开始就介入到罢工中，促使管理层与工人进行谈判。

出乎意料的是，工人们选举了厂方工会的副主席骆祥训作为代表。因为他的缘故，上级工会在最开始的时候认可了工人们的行动。

“过去工会领导的选举一直由厂方控制，工人们可以投票但不能提名候选人。工人们经常连有选举这回事都不知道。”劳工问题学者王江松说，“在这起案件中情况却不同。”

虽然势头良好，但也伴随着种种不确定。6月24日，当骆祥训在组织工人时，上级工会突然宣布这次选举非法，之后他被行政拘留了7天。在他获释之后，他继续领导工人并要求恢复其职务。

“这种官方工会中的工人代表领导工人维权的行动，是工会正在朝向正确方向迈进的标志，” Crothall 说，根据他的观察，这种现象虽然不普遍，但也并不特殊。

今年3月，湖南常德沃尔玛工会主席黄兴国也在关店时为工人争取合理赔偿。5月，日资广州胜美达电子厂在一些波折后，也成功选举了工会。

改变中的政策

现阶段这些可能只是孤立的个案，但政策层面也在进行着改变。

2012年，深圳市总工会宣布要推动企业工会直选，并从163家大型企业开始推行。

7月2日，广东省总工会称在未来五年内，实现所有企业工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劳工问题学着王江松认为，这些举措会带来真正的改变。同时，他也认为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全总系统内也有好的官员，改变将首先由他们发起，”王江松说。“但最重要的是，这也是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做出改变。”

王江松称，大多数工人对官方工会极不信任。当问题出现时，工人们常常不会想到找工会，而是通过老乡或是社交媒体进行组织。

政府也意识到旧有的方法不再奏效，并且下定决心要改变全总的形象，故而开放企业工会的民主选举。

商业利益

周建容自杀后，劳工维权人士将7月17日定为“中国劳工受难日”。然而，她的自杀并没有让其他工人感到丧气，从而放弃维权。

这些改变让商人们开始担心。最近，香港六大商会致信致信特区政府和内地13部门，强烈反对广东省即将出台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该条例将赋予工人与老板就工资待遇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

其中一个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拒绝了采访，但在一份为《中国日报》撰写的评论中，其副主席 Eddy Li 称《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是“灾难性的”。

他指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近年来不断疲软，环保政策增加了生产成本，而对劳工方面的种种要求给雇主造成了沉重负担。

低端制造业的衰败

然而，国家统计局7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8649.8亿元，同比增长11.4%。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成员 David Dollar 解释，工业产值的增长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在服装业、鞋业等低端制造业中鲜有产值增长。许多低端制造业工厂都离开了中国，转而在越南、孟加拉国等地设厂。

根据渣打银行对珠三角工厂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与迁厂到国外相比，更多老板愿意将厂搬往内陆城市。有13%的老板称，为节省开支将会考虑离开中国，其中大部分是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厂商。

拉动内需

政府或许不会将之视为一种负面的改变——中国不再希望在世界市场中仅以廉价劳工力著称，总理李克强倡导中国需要建立消费主导的经济。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节点，她需要更多依赖内需。” Dollar 说，他相信对此时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拉动内需。也正因为此，工资必须增长。“我认为这些改变是积极的，中国人的工资在近年显著增长。”

谁需要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劳动力市场的增长放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去大学读书，而不是去工厂打工。

十多年前，成百上千的工人会站在工厂外等一份工作，但现在许多工厂却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在这种劳务短缺的状况下，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薪酬待遇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中国有2.6亿农民工，这些改变可能需要时间。

“很明显，周女士并不明白她的权利”哥士比鞋业工人的法律顾问何远程说，“如果她清楚自己的选择，并明白即将到来的行动，她不会选择跳楼。”

何远程推测，周建容可能是由于工厂不顾她在这里工作了12年而将她解雇而感到绝望。他认为，这也解释了为何周建容在跳楼前还在厂里走了20分钟。

对于哥士比工人们接下来的抗争，何远程表示乐观。“即使我们在这次仲裁中败诉，工人们的行动也为体制的改变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