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班北京大学学生组成了北大工人情况访谈小组，进行为期十天的调研，了解校园工人的劳动权益、食宿生活条件等情况。受访303名工人中，超过九成属于外包单位、合作经营单位或劳务派遣单位，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沒有社保，工资只比当时北京市最低工资每月2000元高少许。

在香港，大学校园的情况亦不遑多让。2000年代初，香港各大院校逐渐将校园服务外判（即内地所谓“外包”，指企业或公营机构委托承包人雇用员工，以此减低成本）。以物业管理服务（包括保安、清洁）为例，目前香港八间大学当中只有香港中文大学维持直接聘用，其余均已外判。大学寻找市场上的私人资本提供校园服务的结果是：外判工人的月薪只得最低工资，并且不享受任何大学的福利和设施，一些大学更连基本的工友休息室也欠奉。

图片来源：香港独立媒体

外包清洁工同工不同酬　疫情间冒更大危险工作

对于香港大专院校的外判问题，学生和工人曾经发起多次抗争，例如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员工及学生反对校方外判图书馆清洁服务、2017年香港浸会大学新旧外判商交接问题引发工业行动等。这次的抗议则发生在原来仍然维持直接聘用的中文大学。

4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员工总会和学生组织中大基层关注组揭露，中大在去年绕过员生监察将校内厕所清洁服务外判。此次外判包括五名工人，其中一人是司机、四人是清洁工。其中两名清洁工人以全职聘用，两名以零工形式聘用，按日计薪，负责清洁校内六座大楼厕所及部分露天空间。

根据中大学生的调查，是次外判全职工友的工资（$13,000）比直聘清洁工的起薪工资为高。不过，由于外包工人每天工时更长，且每周比直聘员工需额外多工作一天，因此折合时薪低于一般直聘工。可以说，大学外判工人以稍高的工资承担了更大量的工作。

另一方面，由于外判清洁工并不受任何大学政策保障，因此一切医疗福利，以及疫情间的相关防护措施均与其无缘。 “疫情期间，直聘工友每星期只须工作2天，月薪不变。不过，外判工友则仍须工作六天，否则会被公司扣钱。”中大基层关注组的成员S表示。让直聘工友减少回校工作是考虑到社交距离及避免员工聚集，外判工人理应享有同等待遇，或至少与直聘工人共同制定合适的工作安排。但在现时安排下，外判清洁工需冒着更大的危险回校工作。

大学曾承诺永不外判　今绕过员生监察外包服务

以往，中文大学教学楼的清洁服务均由校方下属的物业管理处直接聘请工人。中大职工除了享有固定薪级表及加薪机制，亦可使用大学医疗服务。 2003年香港陷入经济低潮时，校方曾建议外包整个物业管理处，但遇到职员及学生的激烈反抗，最终校方承诺“恒常物业管理服务永不外判”。

不过，大学校方最终食言。这次，校方为了外判部分清洁服务，绕过2012年与职员及学生组成的监察委员会。校方以“外判合约期少于12个月，无须得到委员会事先通过”的豁免理由绕过委员会，无视外判方案准则上写明清洁及保安服务是“应该集中监察的高风险外判项目” 。工会及学生要求校方在此次合约结束后停止外判，将职工转为直聘。

工会、学生指校方外包无理　应改善直聘清洁工劳动待遇

中文大学校方表示，因为校园须清洁范围日渐扩大，部分职位出现人手短缺，“令其他同事分担额外工作量”。校方称外判是“万不得已且暂时做法”，并会继续招聘直聘员工，请到人便会减少外判。

然而，校方的说法更像是外判服务的托词。虽然官方数据显示，中大校园职工人数由2013年的1174人逐年下跌至2019年的1129人，但工会及学生均指校方须检讨有关职位人手不足的原因，而非靠外判解决问题。

招聘不足的问题明显是校方自身的失误。中大员工总会主席Ann提到，大学一些部门均能聘请清洁工，看不到物业管理处难以聘请员工的原因。 “可能是同事希望工作时间更有弹性，因此不愿全职工作，或者纯粹是大学招聘方式有问题。”Ann表示。基层关注组成员S则提到，有工友向他们表示，不少人曾应征清洁工职位，但均没有成功。校方所谓“招聘困难”说法成疑。

就算校方所言属实，工会也不认为应该外判服务。现时，中大直聘清洁工的起薪点比同校其他部门、社会上其他基层工种为低，只有$11,900／$12,614。根据政府统计处2019年12月《工资及薪金总额按季统计报告》，许多基层工种的平均薪酬均超过$13,000，例如洗碟工$13,403、保安员$13,647、侍应生$14,818。直聘清洁工更要轮班并于假期及台风期间工作。工会认为这是使员工流失到其他部门的原因之一。

“中大现时以职级较低的二级校役聘请工人，应该划一以二级工人聘请，让整体员工得益。”Ann说。物业管理处一般工种、书院宿舍及不同部门（专业进修学院、体育部、研究生宿舍、不同学系）的职工皆以“二级工人”职级聘请，惟庶务组清洁工编制上却属于“校役”，薪金表上比“二级工人”低。

另外一些造成人手流失的原因，则出自校方的管理问题。虽然直聘清洁工有轮替制度，但由于清洁厕所人手持续短缺，无法实行轮替，部分职工便需要长期担任清洁厕所的厌恶性工作。令情况更差的是，校方不设替更制度，亦使员工请假时，其他同事要透过增长工时完成工作。

由此可见，外判清洁服务不仅造成职工之间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使一部分员工沦为保障不足的二级工，同时也令管理署有理由继续忽视直聘员工本身面对的种种问题。工会和学生均指出，正确的出路是停止外判，并且改善校园直聘清洁工的劳动待遇。

清洁工外判事件或成组织工人的开始

此次清洁工外判事件，对工会而言是组织直聘工人的切入点。工会主席Ann希望可以在接触工友时，让更多员工加入工会，推动更多人争取改善直聘工友的待遇问题。不过，她表示现时要组织直聘工人反对中大外判困难相当大：“现时不少工友每周只上班两天，工会理事有些也在家工作，与工友见面倾谈的机会比以前少。”

学生跟工友提及此事时，发现不少清洁工均对外判一事非常关心，担心一旦外判清洁服务得以落实，会逐步扩大并威胁到自己的生计。“直聘员工的警戒近年来有所放松，加上近来的社会运动和疫情也令工会干事相当疲累，对校园的关注变相减弱了。大家其实也需要一点新的冲击。”Ann说。

大学校园日常保养服务的外判化确实需要改变，中文大学此次工会和学生发起的调查、抗议和接下来的工友组织，有机会成为其他大学反对外判的起点。中国内地高校工人的劳动调查在2018年后便告沉寂，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和工会这次的行动，也可以成为内地学生结合工会推动改善校园工人劳动待遇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