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近三个月以来，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运输业作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行业首当其冲。而出租车、公交等客运行业，更要同时面对防疫风险与需求暴跌两方面的压力。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自一月末以来，共收录了十一起出租车行业的抗议事件。本文将通过对这些事件的研究，分析的哥的姐们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的冲击与面临的困难。

4月7日，河北省廊坊市出租车司机要求减免承租金

受疫情冲击，出租车司机要求减免“份子钱”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集体维权行动高发地带，在过去15个月内，我们一共记录到73起与出租车行业有关的集体行动事件，占交通运输行业近四成。在2018年之前，出租车行业集体行动往往与滴滴等网约车服务所造成的冲击相关。而在疫情爆发前，冲突主要与 “两权合一”有关。

今年一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出租车行业一度停摆，疫情逐渐受控后，出租车司机也面临客源减少、收入暴跌的问题。据《南宁日报》报道，南宁市巡游出租汽车单车日均营收仅120元左右，较2019年同期下降80%，部分驾驶员无法出车正常营运，处于无收入状态。

春节假期以来，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到十一起出租车司机抗议事件。这些事件的地理分布颇为广泛，从辽宁、山东，到广西、贵州，南方和北方各省均出现了出租车司机抗议。其中七起事件，出租车司机要求公司与各地监管部门减免“份子钱”等费用，并在政策上予以帮助，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我们可以合理推断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城、停工等冲击造成客户量与收入的暴跌，是全国出租车行业面临的共同困境。

除油钱、车辆维修等成本外，出租车司机每月还需向拥有出租车运营牌照的公司支付数千元的管理费，也就是俗称的租金、“份子钱”、承包费等。若出租车司机本身不拥有车辆的话，每月需交给车主的租金也相当可观。也就是说，出租车司机与商贩、店主等类似，即使在完全不进行运营活动的情况下，每月也有一笔数额颇高的固定成本。

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出租车行业的运营活动基本处于冻结状态。首先是二月份，全国各地交管部门大都要求出租车行业停运以配合封城、封闭小区、以及延长假期等防疫措施。而复工以来，全国各地低迷的经济形势以及依旧严格的出行限制使得出租车行业的客户需求量暴跌。在如此严峻的经济与行业形势下，每月数千元的租金、“份子钱”等固定成本使得出租车司机们普遍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在收入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正常生活已经无法维持，因此的哥的姐们自然选择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向公司与监管部门表达自己的诉求与难题，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意识到疫情为行业所带来的困境，能够与司机们相互体谅，共度难关。

各地纾缓政策：减免”份子钱“、发放油补

3月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鼓励各地采取阶段性减免“份子钱”等措施，帮助出租车司机度过难关。经过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协商，多地均出台了减免“份子钱”的政策。据悉，西安市是疫情期间全国首个免除承包费和服务费的城市。自2月至3月底，西安市已免除三轮“份子钱”，惠及出租车14769辆，累计免除费用1.2亿元，这些费用由数十家出租车企业承担。

长沙、吉林、三亚、柳州等地交通部门及时发放2018年成品油价格补贴，为出租车司机解燃眉之急。也有地区交通部门，如沈阳、贵港等地提前发放2019年油补，以支援司机生活。

此外，杭州市设立了出租车疫情专项补贴，每车2500元，其中疫情严重的2月份补贴1500元，复工复产的3月份补贴1000元。广州市亦于2月按照市区正常双班营运车辆3600元每车每月的标准，向驾驶员发放综合生活补贴。

在工人集体行动记录的11起出租车司机抗议中，大多数出租司机的诉求都得到了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初步回应，表示会尽快研究以便拿出相关方案来妥善处理司机们的诉求。但在辽宁大连的案例中，当地一些出租车公司非但没有体谅司机们在疫情期间的困难，反而催促司机缴纳租金。

尽管出台了相应减免政策，仍有许多出租车司机表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3月10日，柳州市上千出租车司机聚集街头，要求出租车公司减免全部承包费。柳州市燃油出租车承包费为130-140元/天，电动车是180-200元/天。此前，经市出租车主管部门协商，十几家出租车公司连续两次减免出租车承包费，规定2月份如未出车，可不缴纳承包费；阶梯式减免3月份承包费；4月份正常收取承包费。由于乘客稀少，司机们认为减免费用治标不治本，但公司坚持，退车需缴纳上万元违约金。

当天下午，柳州市运管部门和几家出租车公司高层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回应司机的集体行动，承诺5天内给出答复。

3月13日，柳州柳航出租车公司发布公告，每辆出租车预支8000元油补，用于支付出租车运营的加气、充电等基本经营费用。4月初，柳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再发文件，决定继续减免承包金。文件规定，4月份收取50%承包费；如车辆停驶，则不收取当天承包费；5月份承包费收取标准待定。

中国劳工通讯致电柳州市总工会发现，当地工会办公室、服务中心、基层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对于这起规模达数千人的集体行动并不知情，而少部分对该事件有所耳闻的工作人员并不负责处理相关事件，也无意主动接触出租司机与相关人士。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柳州市总工会配合政府工作，主动调配财政资金、防疫物资，对当地运输企业进行补贴与帮助，例如柳南区总工会提供了九万五千元的防疫物资。

与过去集体性事件的起因不同，疫情为出租车行业带来的问题并非以往常见的劳资双方的对立与冲突。在面对新冠肺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冲击时，司机、公司以及监管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与困难，需求、收入的减少以及防疫的风险同时威胁着所有利益攸关方。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下，各地工会应积极行动起来，利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充分理解司机与企业的困境，促进制定适宜有效的纾缓政策。

激烈的竞争、“两权合一”与推行电动出租车

除去七起要求减免疫情期间“份子钱”的抗议外，另记录到四起集体行动中，有三起事件是司机间因“抢客”而发生冲突。其中两起事件发生在出租车司机与网约车司机之间，一起为出租车司机间的冲突。

另有一起要求“两权合一”的抗议。“两权合一”是指出租车司机要求明确车辆的所有权与运营权，将其统一划归给作为车主的驾驶员。过往的行政监管与法律条文模糊，导致作为出租车辆主人的司机们需要依赖于拥有运营牌照等准入资格的出租车公司。而拥有权力庇护的公司，往往通过各种巧立名目的费用，诸如“份子钱”、保险费来压榨辛勤劳动的的哥的姐们。与”两权合一”有关的集体性事件是过往两年交通运输行业抗议的主要构成。在经济衰退、客户需求暴跌的情况下，想必各类摩擦与冲突将会进一步增多。

此外，我们亦注意到很多地方出租车司机团体表达了对各地政府近来大力推行、乃至强制推行电动出租车政策的担忧与不满。出租车电动化的政策，看似光鲜，为环保做出巨大贡献，但实际上电动车在很多一线的哥的姐们看来，完全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废品。比如对于北方的司机们来讲，当前电动车根本无法在冬天的低温环境下正常工作。而更换电动车的高昂成本，也是司机们难以承受的。这些具体而实际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千万劳动者的生存，但往往被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有意忽略。各地政府与监管部门在积极推行此类政策时，如果不听取从业者与劳动者的声音与需求，而以官僚集团的利益为本位，就会激起劳动者的激烈反抗，造成双输局面。尽管目前各地出租车司机群体只是在言论层面表示担忧与不满，但若各地交管部门不及时调整政策的话，对出租车电动化政策的反抗可能会成为2020年出租车行业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一场全球性经济风暴已经近在咫尺，中国劳动者已经开始承受这场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出租车行业，乃至客运行业整体，在接下来的数月内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与压力，需要政府、企业、工会与司机们共同努力与配合才能降低各方所受的冲击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