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政策下,越南工人挣扎度日

越南新冠疫情反复,“工厂气泡”政策难以保障工人。记者Michael Tatarski发自胡志明市。

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最初18个月中,越南,一直是防疫“优等生”。在严格的边境防控,以及积极的接触者追踪和检疫政策之下,疫情只出现了极有限的几次小型爆发,全国人民的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截至今年4月底,越南仅累计出现4000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5宗死亡。可是,变种德尔塔毒株引发的新一轮灾难性爆发,打破了越南长达一年半的良好表现——截至9月23日,越南确诊个案已飙升至718963例,死亡人数达到17781人。8月26日,每日新增病例达16083例,创历史新高。

越南的商业中心胡志明市正是本轮疫情的集中爆发地,单胡志明市,确诊病例就超过27万,累计死亡超过1.1万人。当地的“封城”政策已执行了近两个月,1000万居民除紧急情况外不得外出,每日必须的食物也由部队统筹发放至每户。

胡志明市一条小巷设起了路障。摄影:Michael Tatarski。

五月份以来,毗邻胡志明市的高度工业化省份平阳(Binh Duong)已录得14多万宗确诊个案,死亡个案1210宗,成为了全国疫情第二大重灾区。

各省政府希望维持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工业区运作,因此提出了两项防疫措施:要么,让工人待在“工厂气泡”中,吃饭、睡觉、工作全在工厂内解决;要么,为工人提供工厂外的临时性住宿,并且提供通勤服务保证工人只能往返于居住点和工厂之间。

制造业出口是越南经济中最为强劲的部分,因此防疫政策极力将病毒控制在工厂以外。可是,从各个方面来看,此次防疫政策都不理想。要知道工厂的工人成百上千,要提供统一的居住空间,不单是费用高额,同时也成了德尔塔变种病毒传播的理想温床。

据报道,位于胡志明市的因特尔(Intel)工厂现时每月多了600万美金(约合人民币3874万元)的成本,旨在维持生产,且满足防疫要求。

许多小型工厂直接停工闭厂,而较大的工厂则在空闲的仓库空间或摩托车停车场中摆上了帐篷和折叠床。 为了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能成功待在这些“工厂气泡”中,其余的只能被送回家。

即使工厂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卫生仍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厕所和淋浴设施方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厂经理说,现在工厂除了生产工作外,实际上,还必须成为酒店和餐厅。

Phat*在平阳省一家家具厂的装饰部门工作,工厂起初采取“气泡”模式,但只持续了几周,管理层还是决定停工停产。于是,7月26日开始Phat便没了工作,至于何时可以重新开工,工厂也没有时间表。

平阳省的严格封锁政策一直持续到9月15日,政府宣布自16日起回归“新常态”,许多工厂计划谨慎开放。胡志明市亦于9月16日起,将按照各个地方的特定条件调整社交距离措施。

Phat在视频通话中解释了回家后自己的收入情况:“在家的前两周,我们每天的工资为17万越南盾(约人民币48元),而现在工资变成了2万越南盾(约人民币6元)——这非常困难,而且由于我不住在‘红区’,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支持。”

“红区”是高风险区,住在“红区”的居民被禁止外出,但可以收到政府提供的食物。

“我赚的所有钱都花光了,我们也没有积蓄,”Phat说。他已通过Facebook群组登记了返回位于湄公河三角洲老家的巴士,家里至少能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他还没有接种疫苗,也担心在旅途中感染新冠肺炎。

基于越南南部各省之间的严格交通限制,只有获得政府批准的车辆才能跨省行驶。越南政府在防疫主张上,也正商议从“清零”转向“与病毒共处”,但具体政策将如何实施,仍有待观察。

疫苗供应短缺导致的低接种率是此次疫情加剧的一个主要原因。 卫生部数据显示,胡志明市18岁以上的居民中有90%以上至少接种了一次疫苗,而平阳省只有74%。这两个数字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在越南全国9700万人口中,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只有20.5%,完全接种疫苗的仅有3.9%。鉴于人口密度和经济重要性,越南有限的疫苗供应主要集中在胡志明市、平阳省、河内和其他制造业中心。

Minh*和Phat在同一家工厂的同一部门工作,他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工作了。 在工厂关闭之前,他在工厂的防疫设施中住了一个星期,每天的工资也是2万越南盾。Minh居住的地区被划为“红区”,因此能从当地政府那里获得一些食物,但他补充说:“这些并不足够”。Minh已经收到了一些鸡肉和蔬菜,可获取食物仍是他目前最大的挑战。

Minh的老家在1300公里开外的中北部义安省(Nghe An),因此无法与家人团聚。和Phat一样,他没有接种疫苗,很难为未来打算。

在工厂仓库工作的Phuong*也在苦苦挣扎。她回家已经一个多月了,靠着每天2万越南盾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

她说:“我所在的社区没有很多人感染,所以我们每周都会有一张通行券,可以拿着自行去市场。那里有一些可以长期保存的大米和农产品,还有一些肉。”

尽管Phuong没有那么担忧食品供应,但要找到卫生巾之类的女性卫生用品实属困难。在被封锁的地区,必需品才享有运输“特权”,然而什么是“必需品”,各省的认定不尽相同。

现阶段,Phuong最担心的还是房租,她与人合租一个房间,每月租金为13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370元)。她目前的工资只能勉强支付一半的房租,根本没剩下多少钱吃饭。

越南的官方工会——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已宣布为仍处于“气泡”模式中的工人提供44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亿元)的支援,但这对 Phat、Minh和Phuong都没有帮助,因为他们都从工厂回到了家中。

“我已经登记了回湄公河三角洲的巴士,希望在月初就能走吧,”Phuong 说。 “如果情况好转,我会回来,但我们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本文于2021年9月13日首发于中国劳工通讯英文网站,中文版有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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