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期间，缅甸服装厂的工人领袖遭到解雇，工人还反映，该国的主要劳动仲裁机关默许了工厂的无理辞退。仰光的独立记者Kyaw Ye Lynn将介绍工会成员如何反击。
12月8日，数十名工会会员身着防护装备、彼此保持着安全距离，聚集在仰光市中心，抗议缅甸劳动争议处理的核心部门——中央仲裁委员会倾向保护商业利益的一贯立场。
类似的抗议并不常见，是次参与的工人来自缅甸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及缅甸服装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 FGWM）。他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中央仲裁委员会成员，立即下台！”，“审查委员会做出的决议！”
在12月8日仰光市中心的抗议活动中，工会成员举着标语，要求中央仲裁委员会成员下台。摄影： Aung Naing Soe
工人们强调，在新冠肺炎期间，企业试图解雇工人，尤其是劳工活动人士及工会成员，而仲裁委员会默许了了企业这一做法。STUM的创始人兼代理主席Myo Myo Aye说：
“委员会的决定显然有失偏颇，尤其是摆在新冠肺炎期间。工人输掉了95%的集体争议案件，这明显是委员会的不公导致的。委员会不是为工人寻求真相或者公义，而只是无良雇主的工具。”
缅甸工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的助理秘书长Phyo Sandar Aung也赞同了这个说法。
“仲裁委员会在新冠肺炎期间做出了一些非常令人怀疑的决定。以限制活动为由，工人代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大多被委员会排挤。我们注意到，委员会在裁决案件时，根本没有将工人代表提交的证据纳入考虑。因此，委员会被视为有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仲裁委员会审理的许多纠纷都发生在服装制造业。由于新冠肺炎导致供应链中断，缅甸服装业遭受到沉重打击。缅甸服装制造商协会（Myanmar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副主席Kyaw Min声称，今年至少有42家服装厂永久关闭，导致4万个工作岗位流失。他解释说：
“服装行业主要依赖于欧盟和美国市场，而今年的订单数量只有去年的35％左右。有的工厂老板跑路了，工人的工资和赔偿只能把工厂拍卖了来支付，这样的案件我们至少遇到了4起。”
但是，媒体不断曝光工厂老板以行业困难为由解雇员工，尤其针对劳工活动人士及工会成员。
今年五月，Kyaw Thu Zaw才被选为Rui Ning缅甸服装厂工会主席没多久，就和其余298名服装工人一起被解雇了。工厂声称裁员是由于受疫情影响，相关原材料短缺，但Kyaw表示这是公然打压工会的行为。
他和同事们在二月组织了为期12天的罢工，要求Rui Ning工厂答应工人们要求增加技能及出勤奖金的诉求。
“当时我们还不是一个注册工会，工人最初也害怕加入我们。但慢慢地，他们意识到罢工是为了自己的权益，所以，最终罢工有将近900名工人参加。” Kyaw回忆道。
Rui Ning工厂其实有注册的企业工会，成立于2015年，但Kyaw认为这不过是资方的附属机构，并不代表工人。 “罢工后，我们试图对工厂工会进行改革，而裁员正是发生在工人选出新的工会领袖几周后。在被解雇的299名工人中，有259名是工会会员。因此，工厂要打破工人组织的企图不言而喻。”他说。
工人没有寻求劳动仲裁，正如Kyaw所说：“我们对劳动仲裁程序的信任度为零。”
相反，工会会员强调了国际团结的重要性。工人们获得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阿姆斯特丹的清洁成衣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 CCC）以及马德里的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mmissions, CCOO）的帮助。在他们的建议下，被解雇的工会成员设法让工厂的主要国际买家，包括Zara和Primark，意识到工厂的打压行径。
“起初，这些品牌没有对供应商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作出回应，但我们利用媒体舆论，维持住了对品牌的公众压力，而在工厂内，未被辞退的工友则继续佩戴头带上班，向厂方要求重新雇佣被辞退的工人。”
最终，在受到越来越多公众批评后，工厂同意恢复Kyaw的职务，他于8月4日回厂工作。但是工厂也表示，只有当经济形势恢复正常时，才会重新雇佣其他被辞退的工人。
Kyaw说：“要是我们走正式的（仲裁）程序，那所有的努力肯定都是徒劳。”
FGWM的代理主席Moe Sandar Myint也同意这一说法，她还表示，根据她的经验，仲裁制度是“有缺陷且无效的”。
Moe Sandar Myint曾在2016年被仰光一家中资制衣厂Running Tex解雇，她将案件诉诸仲裁，“在每个阶段，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都对我有利。但是，工厂直接无视裁决，并向民事法院提起上诉。”
在将近七个月之后，民事法院最终以非法解雇为由，对工厂处以1000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49000元）罚款。去年，针对此类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罚款从100万缅甸元提高到1000万缅甸元，但Moe Sandar Myint说，纵使罚款数额提升了，这仍然是在鼓励工厂非法解雇员工：
“最近，在位于仰光西部的莱达雅镇（Hlaing Tha Yar）上，一家本地制衣厂在向政府缴纳罚款和重新聘用工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为了将工会成员拒之门外，工厂仍然愿意花这1000万元。”
仰光的大部分服装厂都坐落于莱达雅镇，该镇目前约有100万人口，也因为过去十年里高速、混乱且不受管制的扩张，而有了“仰光狂野西部”的名号。镇上约有十几个工业区，共850多家工厂， 超过30万工人在此工作，其中不少人从农村迁徙而来，他们住在狭窄的宿舍里，每月支付5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250元）的费用，合租一个小房间。
上班路上的服装工人。他们正赶往集中了仰光大部分服装厂的莱达雅镇。摄影：Aung Naing Soe
Moe Sandar Myint表示，考虑到仲裁过程如此之长，而莱达雅镇的工厂老板只需支付一笔罚款即可，“工人对仲裁机制几乎没有信任”就成了必然。
缅甸《劳动争议解决法》自2012年实施，由15名代表组成的中央仲裁委员会也随即成立，雇主、工人、政府，三方各派5名代表，每两年选举一次。
根据《劳动争议解决法》，集体劳资纠纷案件应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从工作场所协调委员会到乡镇调解机构，再到地区仲裁机构，最后是中央仲裁委员会的裁判庭，雇主、工人、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参与该裁判庭的案件审理。
但是，即使是委员会的最终决定，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对裁判结果不满的当事方可以将案件一路递交至最高法院进行上诉，但这一过程繁琐且耗时。
CTUM的Phyo Sandar Aung说：“上诉过程往往花费数年，没有工人愿意这样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
工人和工会成员认为，仲裁制度需要改革，同时他们也在寻求其他途径保护工人权利。全球产业总工会（IndustriALL Global Union）的成员之一，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表示，解决缅甸服装工厂劳资纠纷的真正关键是结社自由。
IWFM的副主席Win Theingi Soe说：“如果厂方接受工人有权组建一个可以为自己发声的工会，那么工作场所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她指出，所有签署了全球产业总工会“行动·合作·改变”倡议（Action Collaboration Transformation, ACT）的国际公司都同意在2019年制定具体的自由结社准则。
“一旦结社自由准则标准化，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劳资纠纷都可以防患于未然。”
的确，如果工厂老板承认工人有加入工会的权利，有秉着诚意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那么工人将对工作场所的权利问题有更大话语权，并减少对中央仲裁委员会事后救济的依赖。
Kyaw Ye Lynn是仰光独立记者。
本文属中国劳工通讯特别报道系列，旨在分析中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并促进全球南方工人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