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天，唐女士接到了辽宁阜新派出所所长的电话，她这才知道在外出打工的丈夫汪先生“出事了”。留在重庆老家带孩子的她立刻赶往丈夫下井作业的阜新县。
可是，从重庆到辽宁，跨越了由西南到东北的两千多公里，又在阜新待了二十多天、各处求助，唐女士对哪个部门能帮到自己还是一头雾水，也仍未见到自己的丈夫。
拒发工资、断电、打人：冲突升级的24小时
6月22日原本是汪先生和一众工人照常开工的一天。他们来到阜新县弘霖矿业集团工地的时间不长，一个多月前，在老乡的介绍下，他们千里迢迢从重庆来到阜新做井下采掘工。经口头协议，工资按照工作进度来计算，凿一米拿一米的钱。
工人们上午都还在干活，到了下午，老板却要他们收拾东西走人，只撂下一句“这个活不让你们干了”。工人们一开始并不觉得有太大问题，他们抱着走人可以，但工资总得拿到手的想法去结算工资，谁知已签收工作量记工单的公司并不愿全数发放十余位工人这四十天的工资。工人们察觉不对劲，当晚六七点就把事情报到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收到报案立即前往调解，可是纠纷不仅没调解下来，还在接下来十几个小时中不断升级。
“那个老板他就很厉害的那种样子。”唐女士说。见到工人报案，老板的第一反应不是给工人结工资，也不是和工人坐下来谈，而是直接把工人宿舍的电给断了。“那工人就说我们肯定要煮饭吃，要用电呀，晚上也看不见是吧？那就通过派出所说断电是不可以的。派出所说那你这么黑了，你让工人能去哪里呢？电，后来就让老板给送上了。”事情仍未了结，派出所决定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工人和老板一同前往派出所继续调解。
可还没等到第二天九点钟，老板就领着三个人来到农民工宿舍。“他就说给你们一人3000块钱，你们马上给我滚蛋，如果不滚的话，那我肯定把你们打进医院。”平均每名工人一万块的工资缩水到不足三分之一，工人们当然不愿意，“我们这边的人就说不行啊，那老板就冲上去就打他们了。”汪先生当时正拿着手机拍照留证，老板带来的人见到便冲上去抢手机。几个人扭打在一起，汪先生衣服也被拉烂了，自卫的情况下，汪先生也对老板的人动了手。“老板的人，就是那个打手吧，不知道是碰到哪里还是真的我们这边的人把他打了，医院鉴定说是一级轻伤，反正现在是依照这个伤人罪名把我老公他们抓起来的嘛。”
从律师到工会，援助之手在哪里？
唐女士与其他工人家属在阜新待了二十多天，仍未见到自己丈夫。工资虽然通过劳动局全额拿到了，但为了这四十天的工资，汪女士足足跑了二十天，“就像把我们踢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的”。可是，工人被打伤至住院的医药费、家人从重庆来阜新的路费、在当地二十多天的住宿……这些花销，劳动局和工地老板都丝毫没有提及。
工人家属们并非没有想过以请律师、打官司的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他们也尝试在当地找律师，可是当地律师一听见这个事情，“好像都是为他们（老板）说话一样，看我们是外地人吧。”唐女士丝毫没有觉得律师站在自己这边，只好去劳动局旁边的司法局咨询。虽然当地警方调查之后，工人手机里的录音录像被删得寥寥无几，唐女士还是带着仅有的证据去了，司法局却以直接看最后（打人）的结果搪塞一番。“他是不依我们说的这些道理。”唐女士只觉得司法局和她在各说各话。
既然政府部门、法律部门的求助途径都行不通，那按理说应该是代表工人、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也成了我们最后努力的方向。中国劳工通讯代唐女士致电了阜新市总工会了解情况，我们简述了工人遭遇后试着询问电话中的工作人员，工会可以帮帮忙吗，可以提供法律援助吗？工作人员没有直接回答工会会否提供援助，只说工人“应该”找县总工会法律部解决，还认为这类欠薪出现时“应该”找劳动监察、“应该”找工会，“不应该”和老板起正面冲突，不然有理变没理……
工会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的“应该”像是给工人指了条明路：工人遇到劳资争议，主动前往劳动监察部门或者工会求助，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随即代表工人利益站出来，给企业、工地施压，工人最终拿到应得的劳动报酬——但这只是拿工会所谓的“应该”推理出的理想状况。
实际上，直到我们建议唐女士去找工会，她才第一次听说了工会的存在。工会工作人员也表示矿工不是工会会员，工会也没有尝试过发展矿工成为会员，甚至表示外地农民工的维权事件工会从来没有处理过、农民工群体零散不好组织。可以说，工会从未在这班矿井工人的世界中出现过，谈何让工人找工会帮忙呢？在一连串的“应该”“不应该”之后，工会工作人员终于答应，先给唐女士打个电话，表示一下关心。第二天唐女士告诉我们，工会和她联络过了，但表示这种事情不归工会管。工会一方面不断强调工人应该如何做、应该找工会，另一方面却没有尝试组织矿工加入工会，又以农民工零散用工不好组织，矿工不是工会会员，将工人拒之门外。
工人清楚的与模糊的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唐女士详述丈夫与工友遭遇的过程中，每隔几句话，她就会重复一次自己和其他家属“不清楚”情况。但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打下来，不难发现唐女士对丈夫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与老板冲突的起因、自己和其余工人家从哪些途径寻求过帮助，她都能一口气讲下来，那她口中一再强调的“不清楚”，到底描述的是事件的哪一部分呢？
一旦事件开始与公权力沾边，不论是关于司法局还是工会，快言快语的唐女士也露出了一点不肯定、一点茫然，所以，面对众多“不清楚”的部分唐女士选择了上网发帖，留下电话号码看能否有其余可行的维权方式。一边是有维权需要的工人，一边是律师、工会、记者等等既有的资源，这中间欠的只是联络起双方的一小步。
正因如此，中国劳工通讯想将工人求助个案收集在网站上，用地图的形式予以呈现——这些个案来不仅是一个个寻求援助的坐标，更是律师、记者这些个体可以伸出援手的位置，更是各地工会需要负起责的方向。
在新上线的求助地图中，不论是当事工人及家属，还是热心劳工权益的大众，都可以通过页面右上方的“我要爆料”功能，对安全事故、集体行动等情况进行曝光。考虑到爆料者可能有切实的求助需要，我们也提供了联络信息栏，中国劳工通讯将私下以电邮方式与求助者联络。
比起像唐女士一样不清楚到哪儿寻求帮助，以及把信息公开在微博、贴吧等既有平台，但不确定谁人能看到的方法，求助地图清楚呈现时间地点、事件经过、涉事单位等内容，并转介部分个案，无疑提高了工人求助的效率和成功率。看见工人们最迫切的需要，也许可以从这份求助地图开始。